显与隐——从修辞学的角度比较潘岳《悼亡诗》和爱伦·坡《安娜贝尔·李》

诗有情有采，有教有艺。诗篇虽由情而生，但若“言之无文”1，所言之情只是虚情、矫情，所言之教也只是教条、说教。而爱情，这种在艾青看来是“永远年轻、永远天真”的感情，在情动于中时更需要辞采的“帮衬”形于言，入于心。但是，同一主题下，中西诗人对于修辞的运用却各有千秋。以悼亡诗为例，同是表达哀痛之情，潘岳《悼亡诗》所表露出的“隐”和艾伦·坡《安娜贝尔·李》所描写的“显”就风格迥异。

《悼亡诗》是潘岳为悼念亡妻杨氏所作，回忆起24年夫妻生活的点点滴滴，诗人用真挚的情感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充满永恒伤感的时空。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诗人不仅选用比喻、用典的辞格，还重视词句的修辞作用。诗歌开篇从时间的角度来表现丧妻的悲痛，时节交替，冬去春来，而心中的那份痛楚却并未因此退却、淡薄。用一个“忽”字修饰“流易”，足以细腻地传达出情感的差异。之后，随着诗人步履的移动，全诗镜头转向了空间范围里的庐舍、居室、帷屏、翰墨等，在物是人非的孤寂中，用孤飞的翰林鸟和单游的比目鱼作比喻，形象准确地表达出这种愈来愈深思妻之痛。最后，诗人更是借用庄子击缶的典故自勉，希望这份悲痛有朝一日有所退减。从整首诗来看，诗人哀妻、思妻之情在修辞的运用中层层递进，可谓是 “淋漓倾注，宛转侧听，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

爱伦·坡的《安娜贝尔・李》也是一首悼念早逝爱人的挽歌,诗人运用民谣这种体裁，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执着于长久爱情的精神，忧伤、悲痛也贯穿其中。整首诗不仅变换诗节以增强气势，还采用象征的辞格释放感情。从诗节的选择上来看，第一、第二诗节各为六行，第三诗节转而运用八行诗，之后第四诗节又重新运用六行诗。从最初“我”和“安娜贝尔·李”的幸福甜蜜到强大的力量将相爱的恋人分开，再到“我”饱受“安娜贝尔·李”死别之痛，这种诗歌情感的波动正是通过诗节之间的转换实现的。而到了诗歌后半部分的第五诗节至第八诗节，诗人又从七行增加到了八行，诗的气势逐渐增强，从而表现出“我”对天长地久的爱情的执着，气魄非凡。诗人将整个诗歌诗节的转换与感情的表达融合得十分巧妙，在句式的选择上，既有短句的精湛有力，又有长句的宏大气魄，同时又通过押韵避免了诗的冗长繁琐。在句式的修辞之上，诗人还运用了象征的修辞格，用“风”象征给“安娜贝尔·李”带来不详的恶兆，用“海洋”和特意创造的“国度”象征生命和死亡等，发自心灵深处的苦痛也启迪着读者对生和死的思考。

通过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这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潘岳《悼亡诗》严格遵守《周易》中“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为使言辞活动与道德修养相结合，诗人要引经据典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合乎传统道德。故而潘岳最后借庄子的故事希望自己的哀伤能有所减退，整首诗“悲而不壮”，读者在心里默默地同诗人一道哀伤、流泪，深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意，故而显示得“含蓄隐晦”。而爱伦坡的《安娜贝尔李》则体现西方“理性、情感、人格”的传统修辞原则，主张个性解放，重视自我情感的表露。他并不压抑自己的悲痛，言辞的目的是为了讴歌肉体可灭、精神永远在一起的精神，是为了表现爱情这种强烈的情感，读者深受其语言的感染，似乎也要同他一起大声悲叹，故而显得“直白显豁”。

虽然在“诗采”与“诗艺”的帮衬下，中西爱情诗的“诗情”与“诗教”呈现出“显”与“隐”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来自灵魂深处的触动，都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正是这种显与隐的区别，中西方爱情诗才能各自彰显独特的魅力，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