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定风波》探析苏轼在黄州时的华丽蜕变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这样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那么，在黄州时苏轼的思想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透过他在黄州时写的《定风波》来做进一步的探析。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途中遇雨，有感而作此词。那么，淋这场雨时作者的心情是如何的呢？我们先从苏轼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探索。

 一、苏轼与自然

  元丰五年的三月七日，苏轼前往沙湖买田，不料骤雨突降，你听，大雨“穿林打叶”可见雨之猛，雨之急。下雨避雨是人之常情，更何况“雨具先去”， 同行皆狼狈，纷纷逃窜避雨。苏轼拄着竹杖，穿着芒鞋，可见条件之艰苦。农历三月的黄州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一阵冷雨浇过来非淋个透心凉不可。再加上料峭的春风吹来，顿觉寒意阵阵，酒意早就醒了。此刻，周围的自然环境其实是蛮恶劣的。那么，此时，苏轼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雨下得很大，但正在淋雨的苏轼不但自己不管风吹雨打，还劝人“莫听”，更有甚者还边走边唱“吟啸徐行”，这哪是在淋雨，这明明是在与大自然热情地拥抱！竹杖芒鞋又有何怕？在苏轼看来，比骑马还觉轻快！苏轼也非神仙，雨后吹风也觉寒冷，但刚刚有点凉意，便看到了雨后升起的斜阳，也许还有美丽的彩虹呢！沉浸其中的苏轼那还记得什么叫做寒冷啊！

由此可见，尽管天气风云变化，但此时此刻的苏轼与周围的环境水乳交融，物我合一，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的“雨中行吟图”。苏轼热爱自然，崇尚自然，在《赤壁赋》中曾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大自然是苏轼永恒的精神慰藉。因此，沉浸于大自然中的苏轼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

透过这首词的字句，我们明显感觉到在这场自然风雨的背后拥有深刻的社会涵义，下面我们来探索一下此时的苏轼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苏轼与社会

 要探索此时的苏轼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从苏轼被贬黄州的遭遇谈起。遥想苏公当年，年仅19岁便一门三父子同时中进士，名震京师，尤其是苏轼更是差一点成为状元。据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记载“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此时的苏东坡，太后垂青，官场得意，文名日盛。正是待机施展青云之志之时，却遇到了乌台诗案，一群政客与群小从其诗词中断章取义寻求罪证，从而啷当下狱。那么东坡到底犯了什么罪？苏辙有句话说得好“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在狱中，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给苏辙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绝命诗句。所幸他没死，但这次濒临死亡的体验，使苏轼深深体味了仕途的多舛和人生的忧患。900多年前的大年初一，苏东坡从死刑牢狱中被押出来，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来到一个很荒凉的小镇——黄州。面对这样的人生厄运，苏东坡如何面对呢？带着这样的背景，让我们重新阅读本词。

这样看来，《定风波》中的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便有了深刻的社会涵义。“穿林打叶”的风雨很轻易便被联想到社会之风雨，也许是群小的构陷，也许是衙役的侮辱，也许是人情的冷暖，也许是爱妻的早逝，也许是友人的疏离。“一蓑烟雨”同样也蕴含着人生的风风雨雨；总而言之，周围的种种让正处壮年，期待建功立业却被闲置起来的苏轼感觉前途渺渺。面对这些社会上的凄风苦雨，苏轼又是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的呢？

苏轼就是苏轼，面对风风雨雨，呵呵！“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一个“任”字傲骨全出，一个藐视祸难，风吹雨打都不怕的东坡形象便跃然纸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更是富有哲理韵味，这里颇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豁达与超脱。诚如刘乃昌先生所说：“这是他回味人生昨梦前尘而获得人生觉醒的哲言。”这些所谓风雨，料峭，所谓竹杖芒鞋、萧瑟，既是眼前景，也是作者人生经历与体验的物化，东坡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虽然在社会上遇到了种种不如意，但是却能以一种乐观的精神找到了与社会风雨的和谐相处之道。

苏轼真的能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和谐相处吗？凡了解苏轼的人都会打上大大的问号。苏轼曾发问自己腹中是何物？众说纷纭，苏轼不以为然。唯有侍妾朝云曰：“学士满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大笑曰：“知我者，朝云也。”苏轼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王安石变法时，他反对，遭新党打击；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他又反对，遭旧党打击。那么如此不合时宜的一个人，他是怎么能做到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呢？这就要从苏轼与自我的关系中来探求答案了。

三、苏轼与自我

黄州时期的苏轼在思想上进行了怎样的自我调试呢？我们可以由词下片的“归”字探索开来。苏轼到底要归向何处？

贬居黄州的苏轼过着这样的生活：“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木，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这与归园田居，安详田园之乐的陶渊明甚为相像，更何况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贺陶诗、评陶诗，与陶渊明神交已久。他会学陶潜归隐么？某一天苏轼作词一首《临江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太守看到后，大惊，难道苏轼要逃走归隐？！因为苏轼在黄州虽挂名团练副使，实则有名无实，当地长官要担负起监管的责任。忙寻东坡，等到了苏家之后，竟发现东坡睡的正香呢！那么，面对这样失意的人生，他为何从未归隐呢？

贬居黄州期间，苏轼曾斋居天庆观，焚香安国寺，希望以佛老思想解脱内心痛苦，而对黑暗现实实行精神的超越，可是他经世济时的思想却一天也没有平静过。这要从苏轼从小受的教育谈起。其父苏洵即是一代大学问家，虽科场屡不得意，但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亲授学问。苏轼十岁后，父亲游学，其母程氏亲授儒家经典。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写道“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可以说，从小在其父母的激励下，苏轼便有为民请命的道义担当。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处深深地扎了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先后在八个地方做官，都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因此，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苏轼是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的。既然不是归隐，那么这里的“归“到底是要归向何处呢？

到了黄州之后的苏东坡，在寂寞中反省自我，反省自己的才华外露，反省自己的缺少自知之明，名义上是反省悔过，实际上却是痛定思痛，追求个性自由的理念正在越加执着坚定。他一层层地剖析自己，剥除身上的每一点异己的成分，躬耕生活也让他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在反省中，他经历了一次完整的脱胎换骨，他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实行空前地融会贯通和梳理批判。在黄州，他真正的成熟了，他回归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他要获取真正的个性自由。同时，他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加以升华，使之沉淀为社会理性，发展成为他对整个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探求，从而确立起他处世人格的标准。苏轼的自由人格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人际关系的回避，而是在执着现实、上下求索、顽强斗争的艰苦境遇中抽绎出来的哲学精华。因此他能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感悟人生真相，拈花一笑，心境一片澄澈。一次小小的淋雨事件，也能让我们看到一个豁达的东坡形象。此后无论得意也好，失意也罢，他都能很好地调试自我，在黄州，苏轼与自我的关系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从此他便活得自在，活得潇洒！

总而言之，苏轼在黄州，在雨中一声长啸，引得文坛激荡，千载以来，犹令人追慕不已。一个旷达的苏东坡也从这里开始诞生，成熟，走向了完美。愿我们都能像东坡那样虔诚地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