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在莎剧翻译中的美学取向

一．以诗言志体现译文语言之美

朱生豪一直秉承着“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文学传统，并将“代天受命、参赞化育”的职责贯穿到他的所有文化实践中。“小言”是朱生豪在上海孤岛时期为《中美日报》写的一批时政短论。文章都很短小，但思维敏锐，形式多样，笔锋犀利，揭露并抨击了法西斯及其走狗帮凶的滔天罪行和虚弱本质，鼓励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来夺取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文章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又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成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独创性和特殊价值的一种文学样式，是朱生豪深厚的爱国热情和高超的文学素养的有机结合。

朱的译文经常采用散文体形式白话文表达，文中多处用韵，给读者留下了诗意的感受，此外莎剧原文中基本不押韵的独白，在其译文中也押了韵，而且换韵不多，很符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习惯。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阳台会”中，罗密欧那段著名的独白：“轻声！那边窗子亮起来的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起来吧，美丽的太阳！赶走那妒忌的月亮……她脸上的光辉会掩盖了星星的明亮，正像灯光在朝阳下黯然失色一样；在天上她的眼睛，会在太空中大放光明，使鸟儿误认为黑夜已经过去而展开它们的歌声，瞧！它用纤手托住了脸，那姿态是多么美妙！ ”这段译文完美地诠释了朱生豪作为译者如何履行其“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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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思想研究》（B12WX01）成果

莎剧灵活生动、优美韵律的语言体系成了英国文学的宝贵财富，这让莎剧有着独具特色的审美价值。莎剧语言如此丰富而生动，自然也给语言翻译者们带来了困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生豪没有从莎剧文体出发，而是使用了诗化散文体与白话散文体对莎剧进行翻译，这是一个创新，在保留了原来莎剧诗歌韵味与原著语言特色的同时， 也将东方富有特色的语言纳入到了翻译体系之中。莎剧中形象生动的人物性格在语言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显示，可以说，朱生豪译本的莎剧将原有对话的语体进行了浑然一体的表达，传达了莎剧的原有神韵。如《威尼斯商人》中

“I will be assured I may; and, that I may Be assured, I will be think me”,

朱生豪翻译为 “我一定要放了心才敢把债放出去”，在原文中并没有“放债”一词，但是此翻译不仅没有违背愿意，而且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台词给人以强烈印象，符合人物的性格与语言。在阅读朱译版莎剧时，可以感受到朱生豪独特的翻译思想——一种美的阅读性感受荡然而起 ，这可以说是文学翻译与戏剧语言发展的重要例证。 在他的散文体翻译中不仅再现了莎剧无韵诗体， 而且将汉字音乐美加以重视，讲究押韵、节奏感等韵律感，在阅读效果上也有着明显的悦耳悦目、悦心悦意的作用。 莎剧中多使用多元韵式诗体，朱生豪的翻译也是有着与莎剧良好的对应效果，且具有良好的节奏感。 纵观朱译版莎剧， 朱生豪在最大程度上寻找到了一种接近于莎剧的汉语文体， 成功的用诗化般的白话语言对莎剧风格进行了最佳显示，正是由于朱生豪浓郁的语言积淀，才有了强有力的译文表达， 从而使得白话体莎剧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二、以神传情彰显译文思想之美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可谓翻译的“三字真经”，也是译者在翻译中必须遵守的一条最基本原则。其中“信”，从狭义上讲就是忠于原作的思想，既能符合原文的表达形式又能符合原文的表达内容。朱生豪曾说，中国画家对肖像画的要求是不求形似，而力求神似。他对翻译的要求则既要形似更要神似，神似则是在形似的基础上发展的。而他在翻译中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的翻译不仅仅忠实于原文内容，更展现了原文的表达形式。例如，在 KingofLear 中有这么一段：

Fools had Deer less grace in a year,

For wise men are grown foppish;

They know not how their wits to wear,

Their manners are so apish.

这是剧中的一个傻瓜唱的一段话，朱生豪的翻译是：

这年头傻瓜供过于求，

聪明人个个变了糊涂。

顶着个没有思想的头，

只会跟着人一样葫芦。

首先，单就这段的形式而言，原文是属于押韵的，而朱生豪先生的翻译处理也尽量做到了押韵的效果。其次，就内容和风格而言，打油诗般的唱词惟妙惟肖地反映出了剧中傻瓜的这一人物形象。朱生豪并没有根据原文一字不漏地翻译，而是还原了原文的语言特色，使译文流畅，让人读起来无不适之感。

又例如，在“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Claudio 有这么一段悼词：

Cloudio [ Reading out of a scroll] Done to death by slanderous tongues

Was the Hero that here lies

Death, in guerdon of her wrongs,

Gives her fame which never dies.

So the life that died with shame

Lives in death with glorious fame,

Hang thou there upon the tomb,

Praising her when I am dumb,

Now, music, sound, and sing your solemn hymn.Song

Pardon, goddness of the night,

Those that slew thy virgin knight;

For the which, with songs of wore,

Round about her tomb they go,

Midnight, assist our moan;

Help us to sign and groan,

Heavily; heavily;

Graves, yawn and yield your dead,

Till death be uttered,

Heavily, heavily,

其中，就诗歌中的歌曲部分朱生豪是这么译的：

惟兰蕙之幽姿兮，

遽一朝而摧焚；

风云怫郁其变色兮，

月姊掩脸而似嗔：

语月姊兮毋嗔，

听长歌兮当哭；

绕墓门而逡巡兮，

岂百身之可赎！

风瑟瑟兮云漫漫，

纷助予之悲叹；

安得起重泉之白骨兮，

及长夜之未旦！

他使用了中国的骚体形式来翻译这段歌曲，可以说是一大创新，不仅神似且形更似。翻译流畅，文字优美，因此读者在感同身受地阅读莎剧的同时，也能不禁赞叹中文的博大精深，仿佛不是在读译作而是在读原作的感觉。主要原因是他能通过对词汇的调用和表达处理来寻找最能保持原作神韵的文字符号，传达莎剧的精神。

三、以文载道传达译文伦理之美

陈瑛在《论译者的道德身份》一文中，对道德身份作了如下定义：“个体在其先天秉性和后天有意识的培养以及所处环境影响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区别于他人的道德特征或道德感。”这种道德身份主要体现在实际的、具体的行为当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诚实、自尊、谦虚等描写道德特征的词。

如果把翻译实践这项人类活动从职业角度来划分，那么，从事这项行为的人称之为翻译工作者，简称译者。译者从个体人、社会人的身份，转而具有了另外一重身份———职业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翻译也不例外。在朱生豪所处的三四十年代，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依然占统治地位，比如儒家提倡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朱熹认为人应“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语类》卷 13）以及宋明理学家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处理男女两性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发乎情止乎礼”。而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当中对男女爱情中所涉及到“性”描写的词语，在当时谈性色变的社会当中朱生豪也深受影响。在他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二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罗密欧与朱丽叶曾山盟海誓，可这对苦命鸳鸯只能做一夜夫妻，罗密欧就要被放逐。奶妈拿来一盘绳子(软梯)，叫朱丽叶晚上挂在楼窗前，好让罗密欧在被放逐之前，爬进朱丽叶的闺房，与她幽会欢合一夜。朱丽叶望着绳索感叹：

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

译文一“他要借你作牵引相思的桥梁”

“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译）

译文二“他本要借你作捷径，登上我的床”，

“可怜我这处女，守活寡，到死是这样”（方平译）

如果按照前一种方式，必然会与当时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不符，方平的译文必会招致对译文以及译者本人道德观的批评。因此，朱生豪为了便于那个时代的读者接受，把形象的“床”改为抽象的“相思”，把灵与肉的交融变为单纯的精神之爱，文字典雅了，粗俗消逝了。对于朱生豪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中国读者来说，这样译是得体的，也使自己的译文符合当时的道德观念。

中国文化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儒家很多伦理思想早已内化为个人的价值取向，成为其思维的固定模式。比如儒家倡导的“孝”早已被抬到了“天经地义”的高度，以这种孝子和君臣思想支配的孝顺伦理观念是中国长期文化给人们留下的印迹，难以改变。根据杨周翰教授的统计，在莎剧《李尔王》中，nature 一词曾出现四十多处，翻译家朱生豪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分别译成天地、本性、人性、生命、精神、身体、身心、仁慈、慈悲、人伦、天道人伦等，但最多的还是译成了“孝”。然而，西方传统伦理的根本强调并体现的是个人主义的平等自由。他们把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认为是很正常，很自然的（nature）亲情表现。反过来子女尽责于父母也是自然（nature）。译者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言语、行为所表达的观念与自身所处历史阶段的主导伦理思想联系起来，顺应主流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规范，字里行间也同样表达出了译者的道德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