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的革命悲剧

在鲁迅刻画的农民形象中，逃避现实者阿Q的形象，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具有永久艺术生命力的典型形象，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阿Q的生活道路，虽然并不是当时所有农民共同的生活道路，但就其悲惨遭遇来看，阿Q的受压迫、受剥削、被凌辱、被愚弄的命运，却是广大农民所共有的，有压迫就有反抗，就会革命，但是，阿Q的性格却使他的“革命”充满了悲剧色彩。
    一、阿Q为什么要革命
    阿Q三十多岁，是个平平常常的农民，质朴，愚蠢，并有些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他生活在偏僻落后又阶级对立森严的未庄，赵太爷、地保一些闲汉都拿他作为压榨、嘲弄的对象。他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百般欺凌，侮辱他、打他、剥夺他可怜的财物。他是未庄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不但肉体上受到凌辱，在思想上也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毒害和统治。作为一个贫苦农民，他对革命毫无认识，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二、阿Q的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 

阿Q对革命毫无认识，然而辛亥革命的风刚刚吹到未庄，赵太爷就威风扫地，连城里的举人老爷也悄悄地连夜把家私运到乡下来。阿Q从他的阶级地位出发本能的感到，革命对自己肯定有利，于是，他就开始了革命。但此时阿Q对革命并没有正确的认识，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他认为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在他的心目中，革命就是把地主的财产转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闯进赵太爷、钱太爷的家里随意地占有他们的一切财物，还可以选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

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然而，那时革命的风声才刚刚传来，他和革命实际上还没有接触，革命也没有给他灌输任何新的认识和信念。他要“造反”的那些念头，是对革命到来时一些现象的自发反映，心中约略有些不平，酒醉之余，心情飘飘然的时候嚷嚷的。所以才“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都是他的俘虏了。”很显然，这些呼喊都是毫无根据的自我陶醉。不能因为他在革命来临时喊一声“造反”，就认定他“觉醒”了。从他在回到土谷祠后对革命的种种幻想，向假洋鬼子恳求参加革命，以及受审讯时表现的那种“奴隶性”……都能看出他还是浑浑噩噩的，和闰土及其他农民伙伴一样，是在“铁屋子”里沉睡的老中国的儿女，是沉没的中国人的灵魂。鲁迅焦虑的正是他的沉睡而不“觉醒”。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

三、阿Q革命的悲剧

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这种情形真实的描写，更深层次地反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

阿Q的悲惨命运，既表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也显示出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阿Q想参加革命，而不得其门，反而成为革命党与封建势力妥协的牺牲品，被推上了断头台，落了个“大团圆”的下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如阿Q“大团圆”的命运一样，落了个失败的结局。因此，阿Q“大团圆”的结局，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从而也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