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多利亚现象”背景下王尔德作品的启示

一、 学界对王尔德的批评

1、 西方学界的声音

    自从《道连·格雷的画像》（1891）出版以来，当时的评论家从未停止对该作品的攻击。《每日纪事报》认为王尔德这部小说“是一本有毒的书，充满了道德与精神沦丧的臭气［和］阴柔轻浮之风” （3）（P. xiii）。《苏格兰观察者报》评论道：“小说主人公就是个魔鬼，［这是专门写给］逍遥法外的上流人士和变态的送电报少年（暗指娈童）的” （4）（P. xiii）一家名为W.H.史密斯的书商甚至因为这部小说太“龌龊”而拒绝出售。之后，他的古典悲剧《莎乐美》又因“色情”描写而被张伯伦勋爵协会封杀。1894年底他和道格拉斯爵士（波西）的绯闻毁掉了自己的名声。事发后原来喜爱王尔德戏剧的大众立刻倒戈相向，文学评论家们则毫不吝惜笔墨批判王尔德。亨利·奇斯霍姆认为王尔德的作品和那些廉价的低俗文学一样缺乏道德，引诱年轻人走向堕落（5）（P.150）。昆斯伯里审判后，王尔德从此被打上了教唆犯的烙印，其作品被认为是邪恶的，思想理念是有毒的。王尔德的陨落使他原本伟大的文学作品被忽视和低估。英国文学界对王尔德的评价在其去世50多年后才显客观，直到1995年，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角才为其树立起纪念碑（6）（P.13）。随着时代发展，西方学界已经逐渐抛弃成见，越发重视王尔德的文学成就。目前研究王尔德的西方学者众多以Peter Raby为代表，诞生了许多经典的文艺批评作品。但是西方学者对王尔德的偏见依然存在。不久前《电讯报》网站发表了一篇维多利亚装饰艺术评论文章，作者多蒙特教授不无讥讽地评价道：“王尔德是一个讨人厌的文艺批评者，他自封为唯美主义的代言人，而实际上却对艺术和设计一窍不通” （7）。该文章下方的评论也值得注意，其中负面评价不在少数。这些评论的基本论调是：王尔德不过是个自我炒作之辈，傲慢，肤浅又自命不凡。

2、 中国学界的声音

  王尔德的在中国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初，兴盛于五四运动。1909年《域外小说集》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快乐王子》，这是已知最早的王尔德作品译本。1915年陈独秀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把王尔德，易卜生，屠格涅夫，梅特尔合称为“近代四大作家”，给予了王极高的评价。由此开始，中国出现了一股竞相翻译王尔德的热潮。这股热潮后因抗日战争而中断。  

  从 1949 年开始到 1976 年，由于中国在翻译和文学研究的选择上表现出较强的政治倾向性，王尔德的译介和研究陷入低谷，他的作品大部分戏剧遭到“封杀”，30年来，只有巴金翻译了《快乐王子集》。1949 年 7 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通过《大会宣言》，号召作家们“坚决站在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里” （8）（P. 173）。从此 “一位作家能否赢得苏联的首肯和好评，无形中成为其进入中国语境的重要标准” （9）（P. 140）。阿尼科斯特在其编纂的《英国文学史纲》前言中把王尔德归为“颓废主义”作家，认为以他为代表的颓废主义“主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的堕落口号。”（10）（P. 517）。可见苏联学界是对王尔德持否定态度的。一位在苏联受到批判远远多于肯定的作家，若想在中国翻译文学研究中取得一席之地，基本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

  随着国内文化动荡的结束，对王尔德的研究也提上了日程，形成了第二次热潮。《艺术世界》1980 年第 2 期刊登了方平发表的《快乐王子----王尔德》, 成为新时期中国第一篇关于王尔德的文章，王尔德研究从此开始走向繁荣。涌现出周小仪、解志熙、吴学平等大批致力于王尔德研究的学者，其中周小仪的《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王尔德的矛盾性及其社会意义》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角度新颖地对王尔德进行了研究。从此我国对王尔德的译介和研究得到了全面的推进。

  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原因，中国学界长期对唯美主义持有偏见。特别是40到70年代末，王尔德研究几乎完全停滞。80年代开始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外国文学研究逐渐摆脱意识形态，学者们不再仅仅盯着王尔德的颓废面上，开始认识到以往对其作品的评价有失偏颇。如曾杰在《简论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一文中分析道:“我们不能把唯美主义同形式主义等同起来，也不能根据他的个别言论来否定他的作品本身。实事求是辩证分析，是我们正确评析王尔德的途径”。 （11）（P. 75）学界对王尔德的态度转变令人欣喜，但这样的转变并没有真正渗透到文学教育。我国高校文学教学中对王尔德的忽视是惊人的。下面是笔者经过抽样调查对这一情况的结果分析。

二、 样本分析： 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王尔德学习情况调查

2.1. 调查目标

  该调查主要有两大目标，第一是了解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王尔德学习的开展情况，调查范围包含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必修课和其他专业学生人文类选修课。第二是旨在了解中国大学生对王尔德的了解和接受情况，明确王尔德研究普及和发展的空间。

2.2. 主要参与者

  调查参与者是来自不同大学，专业各异，学历层次不同的185名中国大学生。

                                      表1

                                      表2

  据表1，“211”，“985”和普通一本学生一共81人，普通二本56人，普通三本24人，海外留学生23人，中外合作大学学生1人。其中本科人数最多，达165人，占受访者总人数的89.19%，是本文的主要关注对象。

 表2反映调查对象中人文专业总共99人，其中本科生人数最多，占93.94%。理工专业人数最少仅为36人。博士生每个专业均有一人。

2.3 调查工具

调查平台：问卷发布于中国最权威专业的问卷调查网站——问卷星

（http://www.sojump.com/jq/2246249.aspx）

调查方式：笔者通过微博，人人两个社交网站渠道发布链接，邀请网友参与问卷调查。

调查时间：2012年6月2日 至 2012年7月1日。

2.4．调查结果分析：

（1） 您最喜欢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家是？出于何种原因？（表3）

（2） 您最不喜欢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是？原因？（表4）

表3  表4

  这两道题旨在调查当代大学生对19世纪主要作家的喜好情况和原因，为后文分析作家与青年心理距离提供数据。表3反映出最受欢迎的是柯南·道尔爵士，以36.76%的份额雄居榜首。其次是王尔德，所占比例为20%。中国大众最熟悉的英国作家狄更斯排名第三，勃朗蒂姐妹获得相同的票数排在第四位。司各特爵士和萧伯纳则分别获得一票排在最后。表4可见除了未提到选项（选择该选项的学生表示自己没有不喜欢的作家），夏洛特勃朗蒂不幸成为了最不受欢迎的作者，占到受访者的16.22%。而王尔德和柯南道尔爵士也未能幸免，各获得3票。选择王尔德的同学表示他的作品寡廉鲜耻，再次反映了大众对王尔德固有形象的偏见。

在（1）题中选择王尔德的受访者继续填写问卷。

（3）您为何喜欢王尔德？                  （4）您喜欢他作品的原因是？

              表5                                表6

表5反映学生喜欢王尔德大多因为其作品和个性。选择“作品”选项的学生回答逻辑关联题（4），其他学生跳过（4）题。表6显示学生喜欢王尔德作品主要缘于他措辞优美。

（5）您是否在大学期间接受过正式的王尔德赏析学习课程？

本题旨在了解现阶段王尔德赏析学习在我国高校中的实践情况。

调查结果结合受访者的学历背景分析如下：

                           表7

据表7，即使是一类重点大学的文科专业学生也鲜在课堂上正式赏析过王尔德的作品，何况其他专业。而海外大学中正式学习王尔德的学生来自理工专业，占了海外留学生中人数的16.67%，是该表中最高的份额，比较意外。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欧美国家（IP 地址反映受访留学生来自欧美）重视学科的综合，学习理科的学生也需要了解文学方面的知识。本题选择No的学生继续（6）题。

（6）如果老师没有在课堂上讲起，您是否曾经自发去搜集关于王尔德的资料？

 表8

表8反映了凡是喜爱王尔德的学生即使在没有机会系统赏析其作品的情况下，都愿意自发去寻找相关资料。学生主观上是十分愿意学习王尔德的。该题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在高校中开展王尔德作品赏析的教学活动是有心理基础的。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我国目前高等院校中，对于王尔德的学习赏析情况不容乐观。学生的需求和实际的教学实践存在断层。

三、 系统学习王尔德的原因

3.1. 中国的“维多利亚现象”背景 

  文学作品能够培养人文关怀，道德情操。由于当代中国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具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学习王尔德的作品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学生在激烈复杂的社会竞争中不丢失起码的道德良知，在商业化拜金主义的社会风气中能够保持，即使谈不上高尚，但高于低级物质需求的精神境界。笔者将在本节具体分析两个时代的相似之处。

（1） 经济基础

  维多利亚晚期享受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取得的成果——英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制造业发达被称为“世界工厂”，同时在海外拥有诸多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经济实力雄据全球之首，人民生活高于整个欧洲平均水平（12）（P. 8）。中国目前虽然并非发达国家，但其令人瞠目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几年来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我国国力日渐强盛，民族自豪感越发强烈，国民经济达到空前繁荣。据国务院发布的数据，我国综合国力目前已经在世界上排名第七，国民生产总值截至2011年底，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13）。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商品都打着“中国制造”的标志，中国可谓21世纪初期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2） 价值取向

a. 商品崇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同的经济环境下势必产生相似的社会价值观——商品崇拜。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社会的主流阶层——中产阶级纷纷陷入了物质崇拜中。具体表现为大肆收购名画古董，殖民地奇珍异宝，对服饰、园艺、墙纸等室内装修的话题乐此不疲。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更是把对商品的崇拜发挥到了极致——商品保存于彩灯装饰的宏伟博物馆里，人们成群结对购票前去参观。这种行为从福拉泽尔人类学“神话与仪式”角度看，无异于基督徒去教堂礼拜，是一种下意识的宗教行为，只是神祗变成了商品，信徒变成了消费者。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开始，消费文化在我国日渐繁荣，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对能够展示个人社会地位的奢侈品需求也日益增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蓝皮书表明，我国已经称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估计将于2015年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市场。中国中上层阶级大肆购买奢侈品和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囤积世界各地奇珍异宝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炫耀性消费，反映出对商品的极端崇拜心理。这种心理主要缘于社会对价值取向中对成功的定义只有单一的物质财富标准。在这样的拜物语境下，当今中国社会层出不穷备受争议的炫富行为也不难理解了。

b.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在维多利亚时期广受推崇，1859年一本名为《自助》的书在工人阶级中吸引了大量读者，因为它向工人宣传发家致富的奥妙。理查德·布莱登白手起家，靠个人打拼成功致富的故事激励着各个阶层的维多利亚人，更是中产阶级致富的典范（14）（P. 90-93）。

  如今“企业家精神”一词经常出现在我国报纸广告中，成功学书籍更是占据书店半壁江山。普通人发家致富的真实事迹为怀有致富梦的人们树立了榜样。这种精神毫无疑问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勤奋者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但这种思潮过分膨胀后容易变成对金钱的盲目崇拜。让人担心的是，中国年轻一代从小在这样一个对财富无限追求的环境下成长，可能会变得比父辈们更加功利，把企业家精神彻底变成捞钱精神，为了致富发家可以不择手段。何况这种例子在中国早已不胜枚举，山西煤矿事故频发，中国红十字会丑闻，三鹿奶粉事件等等，国民道德堪忧。

c.  流行娱乐

  尽管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大众娱乐的方式发生了巨变，但其娱乐功能却没有改变。报刊、音乐剧、和惊奇小说曾经是维多利亚人的消遣；电影、电子游戏、社交网络，电视剧，流行小说，各种音乐会演唱会则让当代中国大众忘忧。但是大众娱乐媒体除了娱乐本身的功能外，还应该承担起寓教于乐的功能。而这种更为重要的功能在国内被边缘化。电视和网络上充斥着拜金拜物，肤浅甚至下流的娱乐节目。由于年轻人缺乏辨别娱乐节目质量的能力，当下很多低俗的节目极易误人子弟。维多利亚人同样面对这个问题，从1870年起，英国开始普及义务教育，原先无力支付学费的劳动阶级终于获得了学习机会。快速增长的识字人群形成了日益扩大的阅读市场，潜在的巨大利润立刻吸引了企业家们投资出版业。为了提高利润，他们鼓励通俗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添加各种耸人听闻的元素以吸引更多读者。报刊杂志、通俗小说由于本身价格低廉又充满吸引眼球的元素，比传统严肃文学更平易近人，所以在文化层次不高的中下层阶级广受追捧，销量惊人。文学，逐渐成为了迎合大众品味的商品。通俗文学的泛滥引起了当时诸多学者的忧虑，他们力图矫正通俗文学，恢复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其中以马修·阿诺德为代表。

d. 重理轻文

  维多利亚人信仰科学进步，对人文修养和艺术追求兴趣淡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虽然甫一出版就饱受争论，但正是从该书出版起维多利亚人开始越发重视自然科学。19世纪80年代，托马斯·赫胥黎发表评论，认为一个合理的教育体系应当把自然科学作为教学重点（15）（P. 12）。该言论曾经引发了他与著名学者马修·阿诺德关于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激烈论战。阿诺德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无法“给予人类道德与审美”。表达了他对古典人文传统日渐式微的忧虑，激烈抨击了功利主义影响下的教育改革。对此，研究维多利亚社会的学者莱特曼表示赞同，“鉴于人类动物本能，道德和审美决定把人之所以为人” （16）（P. 12）。和维多利亚人一样，当今国人崇尚科学，因为科学能够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巨大好处，比如GDP迅猛增长，理工科更容易就业等。因此父母们都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选择理工专业。不可否认，对于一个需要科技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理工学科无疑非常重要。但是，科学知识使人周密明智，而人文修养使人善良高尚。只有科学的想象力与人的敬畏之心并行不悖，才能带来道德的力量以造福社会。两者在教育中缺一不可，不能厚此薄彼。

4.2. 艺术唤起道德——王尔德作品中隐藏的道德启示

  第二个呼吁系统王尔德学习的原因，在于王尔德作品中隐含的道德意味并不是直白的劝解，其作品表面看起来浮华绚丽，似乎只为卖弄词藻，实则深意内敛，充满反讽意味。

4.2.1 被误读的“纨绔子”们

  对王尔德批评除针对其个人生活外，主要抨击的是他作品中的“颓废思想”。这些思想主要通过他笔下最经典的角色——“纨绔子”们的言论体现出来。纨绔子是王尔德唯美思想的精髓，也是他本人的投影。在西方早期研究中，他们被批判为维多利亚时代七宗罪的化身；而在前苏联和中国建国后的文学研究中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堕落腐朽的代表。即使在当代王尔德研究中，大多数从道德角度分析其作品的研究者们纷纷避开纨绔子而更多关注他的童话集。何为“纨绔子”？中文对 “dandy” 的译名也。中文“纨绔子”的字面意思是穿高级绸缎衣服的年轻男性，其外延含义是出身豪门游手好闲且有不良嗜好（比如赌博）的公子哥们。在中文语境中这是一个贬义词。然而，西方语境下的 “dandy” 是一个中性词。在18到19世纪的欧洲， “dandy” 指的是贵族阶层里的文化精英，他们尽管生活奢侈，但热爱艺术且品味高雅，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拜伦了。由此可见，“dandy”译为“纨绔子”或“浪荡子”实际上并准确。而且由于“纨绔子”会让中国读者联想起“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这些贬义词，更加深了中国读者对王尔德笔下这群人物的误解。

  王尔德笔下的纨绔子们是英国中产阶级理想绅士的对立面。他们品位高雅（有些自己就是艺术家），热爱美和艺术，强烈鄙视中产阶级的附庸风雅，对一切社会主流价值观嗤之以鼻，总是故意违反既定社会规则，因此被视为“不道德”。一直以来王尔德因擅长借纨绔子之口吐出机智俏皮的语言而为人称道，观众被他一针见血、风趣幽默的悖论所深深吸引。这些名言不仅仅只是简单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对社会问题的巧妙讽刺。《道连·格雷的画像》中亨利·沃顿爵士讥讽道：“［伪君子］达尔杜夫移民到了英格兰还开了一家铺子呢。”攻击了当时社会上泛滥的虚伪风气。伊林沃斯爵士在《无足轻重的女人》中向刚进入社交圈的年轻人传授经验说：“如今想要跻身上流社会，一个人要么喂饱别人，要么取悦别人，要么吓倒别人——就这么简单。”揭露了要融入上流社会不得不遵守一些荒唐的潜规则。在《理想的丈夫》中，歌灵爵士声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喜欢打听别人秘密，因为这样可以转移别人对他们自己的注意力。”讽刺了中产阶级喜欢打听家长里短，传播流言蜚语的恶习。他还表示：“在英国，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若不能够向一大群不道德的听众，每星期演说两次道德问题，他就做不成政治家了，只能去当个农业机师或者牧师。”表达了王尔德对维多利亚道德卫士的深深鄙夷。这群伪君子自己从未认真对待过道德，却垄断了制定道德规则的权力。纨绔子暗讽社会问题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他们因言论行为大胆叛逆而备受批判，但在他们故作冷漠的表象下是作者的一片诚挚。他们玩世不恭的论调是一片冰心的批判。和王尔德一样，这些表面邪恶的纨绔子不过是一群殉道者，他们厌恶功利主义和富裕中产市侩的道德沦丧，期望用艺术实现来救赎。他们坏得大胆真诚，挑战虚伪的维多利亚道德，如飞蛾扑火般牺牲自己的声誉来揭露社会阴暗面。由于他们表面上奢靡放纵，王尔德自己又不断强调“非道德”的文艺创造理念，纨绔子们长期遭到了曲解和误读。但通过仔细阅读王尔德的作品，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可以剥开纨绔子们不道德的伪装，看到他们含蓄深刻的道德启示的。王尔德这个语言大师用或风趣或迤逦的文字施了障眼法，学生要想理解确实亟需老师们的指导。

4.2.2. 童话里的意味深长

  除了戏剧、小说和诗歌外，王尔德还是位非常优秀的童话作者，其童话的美感和思想性被认为可以媲美安徒生童话。尽管王尔德本人致力于颠覆传统价值秩序和伦理道德，强调艺术创作应当摆脱道德判断，但是其作品从未真正摆脱道德关怀。他的童话清新隽永，深刻动人。 无论儿童和成人都能从中获得美的愉悦感。王尔德擅长拟人，创造出一个想象中的微型世界，投射出真实的英国社会。在他最有名的《快乐王子》中，燕子和王子代表王尔德最珍视的品质：忠贞不渝，善解人意，无私奉献，纯净的爱与美。而市长冷酷、自大又功利，他的跟随者们则势力又虚伪。在《忠诚的朋友》，王尔德描写了一位淳朴园丁被自己的朋友“好心的”磨坊主利用至死的悲剧。无情地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伪善的“慈善家”们，他们打着行善的旗号从穷人身上压榨更大的利润。关于“伪善”现象，王尔德在其文论《论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文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夜莺与玫瑰》讲述了无私的真爱被践踏的凄美悲剧。王尔德再次批判了拜金主义的无情和无知。王尔德的童话让读者接受美的洗礼，从而接近他所憧憬的唯美世界。他优美的词藻能够吸引广大读者，而其深刻的主题让这些故事从只是情节精彩的流行小说中脱颖而出，有了能够永恒的价值。

  综上所述，王尔德与其同时期的作家最大的不同，是很少直接描写社会的阴暗面或者人民的疾苦，这很容易招致类似于前苏联和我国建国时期的批评，认为王尔德只顾自身享乐不关注社会矛盾。但是恰恰相反，他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在关注社会问题，只是其方式与现实主义作家们如同写生般的直接描写完全不同。审美救赎是王尔德唯美主义的核心，他说：“在这动荡纷争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这并不是他遁世的宣言，而是他思考社会问题后得出的另一种方法——以最纯净的美来治疗最丑恶的罪。他主张生活应当艺术化，反对艺术照搬生活，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在模仿艺术的过程中接受美的洗礼，所以直接描写现实生活是他不能容忍的，他用艺术来美化生活，这种方式颇像拉斐尔前派的画作，精雕细琢又加入了很多朦胧唯美的元素，读者往往容易被其表面的美丽迷惑而忽略了更深层的含义，所以老师的指导是很有必要的。

4.3. 与年轻人的心理距离

  最后，恰恰因为其作品措辞清新优美，情节浪漫动人，王尔德拉近了与青年人的心理距离。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他们化被动为主动，在阅读欣赏他的作品中不知不觉提高人文素养。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在19世纪最为著名的小说戏剧家中，最受欢迎的是柯南道尔爵士，其次是王尔德，可见年轻人更偏好阅读性较浓的小说。青年人对王尔德的喜爱主要集中在他的作品和个性上。根据答卷，同学们惊讶于其作品中极致的美丽具有让人心情平和的神奇效果。而刚结束叛逆期的他们特别欣赏王尔德自负桀骜的性格。由于人们自己逐渐被生活磨去了棱角，所以对不向现实妥协的人物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在我国现在越来越重视学生道德品质教育的大背景下，文学学习应该不只是背诵作家作品，而应该集中在文本欣赏和思考上，引入人文关怀的主题。王尔德的作品一方面相对于说教色彩较浓的名著更引人入胜，另一方面又比通俗作品更深刻。学习王尔德相当于寓教于乐，学生喜欢，课堂也会变得更加有趣，从而更好达到培养人文精神的目的。

四、 结论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外学者对王尔德解读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越发开放的价值观使得王尔德的文学地位有了显著提高。遗憾的是，虽然中国学界对王尔德的评价已经从完全批判转为客观认同，但因历史、意识形态等多种原因，在高校的文学教学中，王尔德依然受到冷遇。本文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认为王尔德作品本身的文学和社会价值对中国青年有着极好的道德启示作用，有益于培养中国年轻一代的人文关怀，从而润物无声地提高中国国民的整体道德素质。人文教育相对与科技教育总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收到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学科是无用的。因为它的缓慢和无形，在这个快速发展急于求成的社会里往往被忽视，但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中国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应当以发达国家为榜样，除了经济科技，这些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与其现在的强大是分不开的。中国在模仿西方的道路上已经掌握了“器”和“技”，最终要实现全面腾飞，还应当在“精”上多思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