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中的乡土意识—对故乡的书写

萧红是出生于一个农村里的地主之家，对于乡村生活她是十分熟悉的，在她的笔下，乡村是落后的，村民是愚昧的，她既为乡村的贫困生活而感到伤感，也为村民愚昧麻木的精神世界而痛心，但萧红在回忆到自己故乡时，笔尖仍是充满了温情的，那毕竟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尤其是当萧红在离开了故乡之后，无论是身体上的饱受摧残还是精神上的折磨，故乡就成了她逃避现实最后得到片刻温暖的港湾。所以，萧红将写作的视野回归到了中国东北的那边黑土地，将自己内心中最真切的感受融入到以“乡土” 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去。

1、 乡村民风的书写

乡土小说之所以成为乡土小说，在某个方面来讲就是作家所描写的乡村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在文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乡村风土人情的描绘，不同地域的作家会有不同的角度的描写。二十年代的批判型乡土小说，着重于批判乡村落后的风俗制度，但在另外一些作家的笔下，乡村的风俗是非常美好淳朴的，比如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

萧红作为一位从东北黑土地出走的女作家来说，她的作品中无可厚非地也带有浓厚的东北地域色彩和风土人情的标记。比如在《生死场》中，萧红一开篇就描写了东北夏天的景色与农民的劳动情景：夏天碧绿高大的榆树，结着青穗的高粱林，绿色的充满了甜味的世界；二里半和他的儿子在寻找一只丢失的羊，麻面婆则在树荫里洗衣服。

由于东北地区纬度较高，所以农民劳作的时间基本是在夏季，所以萧红笔下的农民在夏季是最繁忙的，每个人为了生存都忙着出外辛勤劳作。而且东北的冬天是极其寒冷的，人们只能依靠穿更多的衣服吃更多的食物来抵御严寒的天气，这就使萧红笔下的冬天显得格外的冷漠与严酷，而且农民在收成之际还得交大部分的食物给地主，农民在冬天也只能靠仅存的食物与家里少量的牲口来维持生计，艰难的生存环境使得农民必须依靠自然、依靠粮食、依靠牲畜来生存。

比如二里半在炎热的夏天寻找丢失的羊，不小心踩到了别人的菜地而与人争吵了起来，连帽子都掉了。而麻面婆得知羊没找回来时，做出了这样的反应--过了一会，她到饭盆那里哭了！“我的……羊，我一天一天喂喂……大的，我抚摸著长起来的！”再比如王婆不得已去卖掉了豢养了多年的马，“王婆回过头来，马又走在后面；马什么也不知道，仍想回家······无法，王婆又走回院中，马也跟回院中。她给马搔著头顶，它渐渐卧在地面了！渐渐想睡著了！忽然王婆站起来向大门奔走。在道口听见一阵关门声。她哪有心肠买酒？她哭著回家，两只袖子完全湿透。那好像是送葬归来一般。 ”从这些都可以看出牲畜对于农民日常劳作的重要性。

到了冬天，便是东北农民的农闲时期了，女人们便都聚集在家里干些缝缝补补的闲活，男人们有时出去捕一些猎物以维持生计。在东北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火炕，炕则成了东北地域的一个特色意象。在《生死场》的第四章开头，萧红就以轻松的笔调写道：“冬天，女人们像松树子那样容易结聚，在王婆家里满炕坐著女人。”女人们围坐在炕上一边手不停歇地做针线活一边闲聊以打发漫长的冬天，也相互地捉弄开玩笑，充满了惬意之情，冬天的东北农民是悠闲而舒适的。

萧红就通过对东北的自然景物以及农民的生活规律的描写，将东北黑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一一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2、 乡村民俗的书写

萧红对于故乡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她一面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怀念这块生她养她的土地，但另一面故乡又带给了她感情上的伤痛。因此萧红在描写到故乡时，她的感情也是多面的，对于故乡的农民，她是怜悯的，但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对于故乡的蒙昧的风俗，她是怀念的，但更多的是批判和否定。所以，萧红对于东北农村风俗制度的描写，既不是一味的赞颂，也不是完全的批判。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的第二章中描写几种风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搭野台子戏、逛娘娘庙会。这些风俗看起来十分的热闹，其实则反映了呼兰河城人民生活的平凡琐碎，也可以看出他们精神上的贫瘠，依靠鬼神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在描写到热闹的娘娘庙会时，萧红写到：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性很不好，其实不对的。······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这么温顺，那就告诉人们，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萧红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男权社会里用男性来代替女性话语权的不平等现象。逛娘娘庙虽然是呼兰河城人民一个传统的习惯，但萧红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呼兰河城人们心中已根深蒂固。自古以来，女性就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女性的形象是由男性来塑造的，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没有丝毫的话语权，也没有为自己选择的自主权，这就是千百年来女性长期被男性压制，处于一种被抑制的悲惨状态。

另外，在《生死场》中，萧红也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呼兰河城的另一个风俗—跳大神。北方人民认为大神能够沟通人与神，所以对于大神是非常的信任和敬畏。

在《呼兰河传》中，也出现了跳大神这个民俗，第五章中讲到了小团圆媳妇因为在婆婆家一点也不害羞，坐得笔直，走起路来飞快，她的婆婆便打她，还请了跳大神来为她驱魔。远远近近的村民都赶来看热闹，竟然认为“若是患了半身不遂的人，患了瘫病的人，或是大病卧床不起的人，那真是一生的不幸”。看的人只顾着看大神虚张声势的表演，却不顾小团圆媳妇的死活，而被看的人则为了捞取更多的利益，更是表演得十分“卖力”，使出浑身招数来折腾小团圆媳妇。这种“看与被看”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呼兰河城人民的看客心理和麻木的精神状态。也正是这种精神状态导致了民族生命力的不断萎缩，这是萧红在描绘风俗之外想表达的意味。

3、 乡村民性的书写

萧红出身于一个地主之家，对于下层农民的生活她也是见得比较多的了。对于农民，萧红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既怜悯他们贫苦的生活，又痛恨他们愚昧麻木的心态。

萧红小说的写作对象大部分都是农民，与同时代的作家一样，萧红在她的文章中，描绘了贫苦的农民在地主的压迫、压榨下过着暗无天日、奴役的生活。在萧红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烧死，而王阿嫂自己因为丈夫的死而过度悲伤、劳累，在休息的时候被张地主踢中肚子导致流血而死。

萧红通过王阿嫂这一个悲剧形象，展现出了地主对底层农民的残酷剥削，控诉了统治阶级吃人的本质。王阿嫂只是一个普通的底层农村妇女，自己的丈夫已然死去，还怀有身孕，却仍然得不到有片刻休息的机会。和王阿嫂一样的农民们把辛辛苦苦的收成上交给地主，自己吃的却是地主用以喂猪的烂土豆。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萧红对于底层农民是包含着同情的。

但在《王阿嫂的死》中，萧红也写出了农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心理，王大哥惨遭烧死，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反抗，反而“总是说张老爷子，有多么慈心；什么事情，张老爷子，总是帮忙的。”作者正是用这种讽刺对比的手法与王阿嫂的死形成巨大的反差，以使读者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的“看客”心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命运怎么安排他们，他们就怎么生活，饱受身心摧残的他们无心去反抗，也无力去反抗，于是只能日复一日重复着悲剧的生活。因此，萧红对于底层人民又有一种憎恨的感情。不过，在这篇文章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麻木不仁的，萧红在描写人民的麻木的同时，也塑造了几个美好和善良的人，比如竹三爷对王阿嫂母女的关爱。这也说明了萧红对于人类灵魂也不是全都麻木不仁的希望与期待。

这类题材正是萧红比较擅长的，在《呼兰河传》中，她也通过众多细节的描写写出了呼兰河城人民愚昧而无知心灵状态，比如东二道街上的那个有五六尺深的大泥坑，虽然经常闹出许多问题，但没有一个人想着要去填补这个坑防止事故的发生，“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如果发生了什么热闹的事，就全都围过来观看。他们仿佛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泥坑里，在里面麻木地挣扎着，却不图任何改变，安于现状。所以，当平静无趣的生活被激起一点涟漪，他们便觉得那是不合礼数的，必须及时遏制。小团圆媳妇十二岁的时候便去了婆婆家做童养媳，就因为多吃了两碗饭，走起路来飞快，见人不知道害羞，婆婆便请来跳大神的为她治病，将她按在滚烫的开水里，硬是把一个鲜活的年轻生命折磨至死，可是旁边围观的群众却始终抱着一种冷漠的态度，反而跟着起哄，把这当做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味品，以给无趣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这样的冷漠麻木的心灵实在是扭曲到了一个极点，让人难以置信。

总的来说，萧红继承了鲁迅乡土小说中的批判主义精神，以其博大的人道精神和超越了时代的思想站在了芸芸众生的前列，用一支笔书写了当时中国北方人民的生存现状以及思想困境，抒发了女性特殊的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