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思维与多元探索——浅议20世纪90年代文论研究中的转型概念

一、“转型”概念的由来

 “转型”作为汉语中一个词汇，最早出现于1986年分析研究社会体制变革的文章中（参见《掌握农村经济转型的度》，载于1986年1月20日《人民日报》），三年后开始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使用（参见《“转型期”创作琐谈》，载于《人民日报》1989年2月28日）。[]进入九十年代后，国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新目标，从而使得“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转型”等词汇逐渐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概念。而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当学者们要去概括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特征时，多数都会使用到“转型”一词。

这种用“转型”描述中国社会当下特质的方式，也逐步渗入到九十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展开文学理论研究时所依据的一个逻辑前提是：转型从经济体制的改变开始，但又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的变革，而且还是一种由于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引发的社会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进而引起了知识分子思想状况和学术研究的变化。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力求通过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多重比较，归纳总结出“转型”的结论。因此“转型”就成为这一阶段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词汇。

二、“转型”概念的特点

词典对于“转型”一词的解释比较简单，其释义有二：一是指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转变；二是指转换产品的型号或构造。[]从这两个释义可以看出，词典编纂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转型”这个词与转变、转换等词是同义的，只是在适用范围上有所限制。但在文学理论研究中，“转型”一词的含义并非如此简单。当九十年代的文论研究者使用“转型”这个词汇的时，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求变的思维和多元探索的精神。而这恰恰是由“转型”概念的特点所决定的。具体说来，“转型”概念的特点大致有三个方面。

首先，“转型”概念的第一个特点是在研究者看来，九十年代文论研究的“转型”是一种知识谱系的“类型化”转变。这就如王岳川所述，在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领域里“研究的范式”、“学者的使命”、“教育的本质”等都发生了改变，而思想与学术正处于“知识谱系转换中”。[]

通过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文论研究中运用“转型”一词，关键就在于对“型”这个字的使用。与变化、转折、转化等词不同，“转型”不仅强调了要“变”，而且突出了这是一种“类型化”的转变。对于中国的文学及文论研究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发生的这种“类型”转化，不同的学者都尝试用自己方式加以表述。其中，较早的理论分析要数陈晓明、王宁、张颐武等人提出的“后新时期理论”。王宁认为应将中国1976年以来的文学史分为“前新时期”（1976－1978）、“盛新时期”（1979－1989）和“后新时期”（1990－）三个阶段。而且他指出这三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分别受到西方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并与之相似。他说：“……后新时期文学则在一定的程度与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有某种认同。虽然后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已成强弩之末，但在东方诸国却刚刚兴起并产生了不同的变体。”[]由此可以看出，王宁本人深信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历史总会沿袭同一规律向前发展，就如同欧美各地已经走过的那些历程，当今的中国也必然会从前现代阶段发展到现代阶段最后再到后现代时期。随着这种线性历史进程的发展和演变，不同类型之间必然存在着前后的替换。而王宁就是试图用类似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直线交替的理论，概括分析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文学的类型式转化。

对于这种中国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文论研究类型式变化的概括和阐释，除了王宁的分析之外，还有如受哈贝马斯理论的影响，曹卫东提出的九十年代应有“交往主义文学理论”的走向；又如钱中文受巴赫金理论影响提出的文学理论要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以及陈思和提出的“共名／无名”论等。无论学者们从怎样的阐释角度出发，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做出千差万别的类型命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在大多数学者眼中八、九十年代间出现的“转型”不仅仅只是指明“变”这个核心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隐含着一种“类型”已发生变化的潜在说明。

“转型”概念的第二个特点是标明了一种未完成性。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研究所体现出的“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运动，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它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众多学者经常所说的“处于转型中”，就是要明确指出转型的未完成性特征。例如陈思和就用“方生未死”[]来形容当前的社会转型。从“转型”的开始类型到结束类型之间，存在着一个漫长复杂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驳杂的区域里一方面还保持有旧类型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强大惯性，而另一方面新生类型所表现出来的替换趋势已无法掩饰，于是在新旧类型的摩擦碰撞下众多复杂的矛盾就产生了。并且这些矛盾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由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又从反方向增加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不定性的转型状态里，文学理论研究也处于多重矛盾之中。九十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一边试图摆脱文学研究之外的非法束缚和其本身已经习惯了的宏大叙事传统，但同时又很难找到一个被所有研究者都接受的、能与现实和历史合理对接的结合点；另一方面许多人又在苦苦追寻文学理论古今中外四个向度的大综合，但这种美好的愿望又与个体化理论叙述产生抵触而碰撞出矛盾的火花。这种复杂、这些矛盾，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一些引人注目的、在以往文学理论研究的大环境中不可能出现的文学争论在九十年代时时发生。例如，围绕曹顺庆的“失语症”阐释及其争论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曹顺庆在1996年第二期的《文艺争鸣》上发表了文章《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指出：“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 他认为自五四“打倒孔家店”后，中国的现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基本上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五四以来，中国的文论研究先是遗弃了传统文论话语体系，接着是对苏俄理论的一往情深，新时期后则又迷失在西方文论大潮的迷宫中，完全没有一套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曹顺庆将此解读为“文论失语症”。他认为产生这一病症的原因是：“显然，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失语症，其病根在于文化大破坏，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在于与传统文化的巨大断裂，在于长期而持久的文化偏激心态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因为一个民族文化话语系统，不可能从虚空中诞生，割断了传统，必然导致失语，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曹顺庆的论述已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质疑，他的声音实际上是一种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的否定与批判。这种声音也只有在九十年代这样不定性的“转型”时期才有可能发出。他对苏俄文学理论的否定，实际是对九十年代之前传统的、以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党意识形态界定知识分子身份方法的否定；他对割裂传统文化、盲目崇拜西方文论的批判，实际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寻找”来确立自我身份的过程。这种在知识分子民族身份意识觉醒条件下的对九十年代之前“中国现当代文论”模式的否定与批判，实际也就是对旧有文学理论研究类型的否定。“失语症”的提出，实际是对在旧类型中所形成的权威的一种挑战。曾几何时，西方现代文论几乎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圣经”。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一些研究者对于西方文论的痴迷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心态下，不要说什么质疑了，可能连质疑的念头都不敢在脑海中出现。但在九十年代的转型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类似“失语症”的疑问，以及对于这些疑问的反驳；任何传统、任何权威都会受到质疑，而这些质疑的声音也必然会遇到挑战。九十年代好像是一个没有定论的时代，所有的文论研究似乎都处于一种过程之中，而这些恰恰也就是转型理论未完成性特征的最佳证明。

“转型”概念的第三个特点是指明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变有着明确的目的地。这也是“转型”二字与转折、转变、变化等字眼最大的不同之处。转折、转变、变化这些词都表示一种改变，但其目标指向不是很明确或者说这些词的方向感比较零乱，不像“转型”一词能够说明其改变的目标是确立一种全新的类型——通过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建立不同以往的话语方式、言说策略、知识谱系等。例如，通过对马原、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人作品的研究，有学者就指出中国的文学正在走向后现代主义这个全新的类型。王岳川就指出，由于创作过程中的“写作观”、“语言观”和传播中的“阐释观”出现了转型，因此文学批评和文论研究中的“批评观”、“价值观”也必然发生转型，这就是一种向“后现代文化批评的转型”[]。陈晓明也说，“正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构成的奇特的多边关系”，“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可能产生及其显著的中国本土特征”[]但与陈晓明、王岳川二人不同，杨春时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学思想都未获得现代性”，“还处于前现代性水平”[]。在此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指出：“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中国文论也面临着完全实现现代性的任务。”[]曹顺庆则提出：“试图在传统话语系统的发掘、复苏，中西诗学对话，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代有效性等方面，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有可操作性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路径。”[]通过以上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具体要建立什么样的“新类型”研究者各有各的观点，但有一点大家都是认同的——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文论研究类型。

三、结语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在许多学者看来与八十年代相比中国社会由于诸多内外因素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就如张颐武所说：“但有一点是九十年代初许多人没有看到或不愿正视的，就是无论如何，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间已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型，无论你如何评价这种转型，也无论你对这一转型怀有怎样的情感，但拒绝承认业已无法继续下去了。”[]这种社会的“转型”状态也同步体现在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张颐武就表示：“在新的文化格局形成的过程之中，新的批评理论发展所具有的‘知识’前提亦已十分清晰地显示了出来。与文化转型相同步的理论与‘知识’的转型已成为目前文化发展的最为活跃而具有创造力的部分，新的话语形式与阐释策略正在迅速走向成熟。”[]因而在这一时期，文论研究者通常会着力分析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政治经济环境、学术思想氛围、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演变、学人的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知识观的对立等多个方面的不同，力求通过对两个十年的比较归纳出一个“转型”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转型”概念与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诸多讨论、争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深入研究“转型”概念，归纳其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分析其特点，对于我们更加全面、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