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阈下的女性写作：虹影小说<<英国情人>>解读

伴随着欧洲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女性的自我觉醒，女权主义思想与两性关系话题在挫折反复中逐渐成熟并迅速渗透于现代社会。与之形成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兴未艾，掀起世界范围的话语关注热潮。自女性文学在80年代带有颠覆性地涌入当代中国，即成为瞩目的焦点，繁荣，并具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跨文化视阈下，虹影作为兼具中国文化教育背景和移居海外生活经历的中英双语创作女作家，她的作品是极具代表性的模版。虹影既秉承东方文化的传统，又在西方文学环境中创作，这一另类的身份使其作品带有强烈的中西交汇的“边缘地带”特性和跨区域的文化特质。其在欧美文学界最广为人知作品《K:the Art of LOVE》（中译本《英国情人》），在华人文坛，却屡遭诟病。小说《K》被控告诽谤已故文化名人陈西莹、凌淑华, 被法院判“淫秽”罪禁书，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量迁移，小说中出现的大量欲望书写以及她多元化的身份使其始终站在文学界的风口浪尖。

一、 跨文化视阈下的女性写作

女权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源于西方，在中国历史上，并无独立成型的女权运动

及女权主义思潮。纵观近现代中国女权运动发展史，“女权”一词引入并得到推崇大体上经历了四个主要时期。第一时期，19世纪末伴随着西学东渐运动，性别平等概念与其他众多西洋新思潮一并在清末社会掀起改革的旋风。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随即带来了强烈的反响。在其后的五四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中，西方社会女性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以及独立自由平等的意识实现了又一轮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女权启蒙。第二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西方文化的抵制，导致女性地位的出现了病态的特征。过分宣扬性别平等导致性别模糊，女性在享受与男性同等权利的同时，如温柔、敏感、浪漫情怀等相较于男性的天性被冠以否定。“铁娘子”式的女性形象受到推崇。第三时期，以1986年法国女作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 1 ]中译本的发行作为里程碑式的标志，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后新一轮女性主义思潮的洗礼。欧美女性主义、女性文学开始规模性地被引入，并逐渐形成理论体系。第四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中国在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上也受到西方思想的巨大冲击。涌现出了一大批女性作家，她们的创作已经相当多元化和个性化，已经完全可以大胆、自信、无畏地充分表达出自己对个性价值的追求了[ 2 ]。

 自此，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和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已呈现出清晰的中西融会、多元化、混合性的特征。此特征在海外华裔女作家群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虹影的作品对与东西方双重文化特性的探讨，分析女性文学在不同社会模式下的嬗变，具有关注时代发展的现实意义。 跨文化这一视角，即为在探究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过程的同时，客观评价中国传统文学价值和西方主流思潮，为海外华裔作家如何在中西交汇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女性主义写作提供借鉴意义。

二、《K：the art of love》在西方社会的解读及译介出版

《K:the Art of LOVE》（中译本《英国情人》）自1999创作以来，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受到热烈追捧。《K》被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评为2002年十大好书之一；2005年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K》是“在跨文化语境中对历史所作的全面改写”,“是关于东方阴柔的唯美主义对西方雄奇的唯理主义的征服。”[ 3 ] 《K》为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猎奇心态提供了“多棱镜像的跨文化景观” [ 4 ]，尤其在欧洲获得巨大的成功与广泛认可。桂冠诗人安德鲁默生高度评价《K》充满“强硬、不妥协、直接炽热的情感，却又不失诗意与优雅，散发出极致的诱惑力” [ 5]。虹影作品在欧洲的成功主因有二：一是其精心设计的叙事方式。在英文版中，虹影使用了弗吉尼亚伍尔芙侄子的真名裘利安贝尔（Julian Bell）作为男主人公，而女主人公则来源于已故文化名人凌淑华的姓，称为林（Lin）。虹影以略带写实性的历史人物裘利安来开展西方文化自我发现的东方之行，以跨文化的性别经验来挑战中西方文化的阅读经验和审美期待。小说从英国人裘利安角度叙述了其亦真亦幻的东方之行，使其具有极强的融入西方文化的可读性。其二是其既满足了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窥探心理同时又颠覆了裘利安作为西方男性对林的情感是否只是猎奇而已的迷思。西方人最终发现东方文化对于人生性爱的极乐艺术和至情至性[ 6] 。 在西方世界，《K》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可谓是填补了某种跨文化性别书写的历史性空白。

三、 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透视

在被大陆文学界接受的过程中，《K》引起关注的并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关于文本的内容、版权等文体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 虹影对于女性欲望的书写是大胆而深刻的，在《英国情人》中，她以女主人公闵为主体，直接且细微的描述了大量身体经验。虹影的把女性欲望写成抒情的、道家的, 但其重点仍是如何从欲望中解脱出来的问题, 它反映的是“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苦闷、彷徨、哀怒、抗争”[ 7 ] 。在这种高度觉醒的女性意识中, 女性的主体意识特征表现为“以自己的生活和行动为对象的意识,是人类于自己的主体地位、主体力量和主体活动的意识”[ 8 ]，小说结局闵以死亡来彰显女性对于爱情的不逃避和主体地位的追求，这与裘利安肉体迷恋、背信弃义、逃离束缚的西方自由性爱观念形成强烈反差。 在不断的中西文化融合和冲突中，虹影带着东方文化的底蕴与西方文明对话，在母体文化的主导和西方文化的同化之间不断取舍、探究，书写中国女性在当代文化交错背景下的自我审视与情爱追求。

《英国情人》中备受争议的主要话题，即虹影对于中国古代道家房中术的细述。这在西方读者看来兴趣非凡，在大陆学界却被批判为曲意迎合。文中对于情欲描述的重墨浓彩不亚于英国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指出，“西方文化几乎毫无例外地将东方和性编织在一起” [ 9 ]，“欧洲在认知东方的过程，即伴随着其用已有理论和西方经验构建出的‘东方’的存在” [ 10 ]。虹影也承认《英国情人》以《玉房经》为核心吸引西方读者，使房中术成了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的特色和代表，成为此部小说最大的卖点[ 11 ]。暂且不究其中《玉房经》内容的真伪，虹影文本中对于中国元素的堆砌和神秘玄幻的性描写带有极强的异域性，即西方人关注他者具有吸引力的一面[ 12 ]，如东方性文化、东方女性被描绘成为内敛、被动且具异域风情。徘徊于两种文化边缘的生存体验，使虹影在驾驭这一女性情爱题材的作品上，深知如何满足西方主流社会的猎奇心态。

在女性写作日渐繁荣多样化的现代社会，海外华裔女作家如何在跨文化背景下管窥当今社会女性主义的真实面目，探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该何去何从，在忠于母体文化的基础上对于西方思潮的入侵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在两种文化不断融合与冲突中构建起客观的双重文化身份和女性自审意识，仍是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