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的善意——也说杨绛先生笔下的“老王”

我想，大凡读过杨绛先生的散文《老王》，几乎没有不为老王的善良所感动的。

老王的这份善意有什么特别吗？

老王原是一个怎样的“不幸者”啊。他孤苦无依，以三轮车载客谋生，却又独眼，这本算是“不幸”了。不过，对于老王来说，如果剥离了那个特定的时代，他的境遇就显得平常多了。我注意到，老王是“单干户”。 “单干户”意味着什么？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单干户”是失群的孤雁，是落伍的后进。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困境，精神上的困境。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政治生活的困境，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生活的威压，从而渐陷入经济生活的逼仄，这种沉溺底层的难堪怕是道不尽，也难以外道的多吧。如果你头顶总有一片冷雨冷雪，周围的人，自然是多取避湿就暖之势。

——当然，有例外；钱氏夫妇及其女儿就是例外。

不过，窘困与“不幸”，不是杨绛笔下老王的主要特点。老王之所以令读者难忘，在于他身处窘困中的那份不变的朴质，身处窘困中那份自始至终的善意。我们只有体认到老王处境的窘困，才看得到这份善意特有的光芒。如果丢开对那个特定时代的了解与认识，离开对老王经济处境尤其是政治处境的体察，老王的品质就可能会失去应有的光芒：这是一种可以穿越人生阴霾的毫光啊！而且，历时愈久，这一抹毫光，愈见其恒久的魅力。

如果说艰危时期善意的传递令人感奋，那么，弥留时刻善意的传递，给人更多的是惊颤。老王的善意，最耐人寻味的，正是在其日薄西山的日子里。

尼克松访华是1972年。1972年，钱氏夫妇从河南五七干校回京（《干校六记》）。这年，北京“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载客三轮都取缔”不久，老王的健康每况愈下。为什么呢？生计日蹙，衣食难安，健康如何勉持得时日？——眼看时日无多，朝难虑夕，老王却牵系着熟识相知而窘迫艰难的钱氏夫妇；自己已经卧病不起，大渐弥留，老王却再次勉力“扶病”，看顾朋友，送上极匮乏极珍稀的香油、鸡蛋。

枯瘦恍如僵尸一般，老王竟“扶病”登门诀别；这不仅令杨绛先生错愕不已，也令无数读者错愕不已。杨绛先生为什么会错愕不已呢？我们为什么会错愕不已呢？请细想一下，当我们错愕而无措时，向对方释放出去的，是善意的悦纳，还是无意的淡然？是矜持中的畏悚,还是迟疑中的退让？老王的善意为什么令杨绛先生耿耿于怀呢？大致想来，或许恰恰正是由于她当时的方寸之失，而于心“不安”。——可是，细细想想，老王这份看似微薄的善意，谁又能轻松悦纳呢？要轻松悦纳，其心何安？

我和许多读者一样，对《老王》结尾有疑惑。反复想来，几乎总是因为杨绛先生结尾的“愧怍”二字。这“愧怍”，不正与这份耿耿难忘的善意相牵系吗？

杨绛先生的文字，手边还有点别的。闲下来翻看，我留意到，1981年杨绛先生初版《干校六记》时，钱钟书先生曾为之作《小引》（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印《干校六记》，这篇《小引》自然也得到应有的保留。杨绛先生还“特地订正错字，并补上一两句话”）。在《小引》中，钱先生开篇即指出“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在《小引》结尾，钱先生又说：“《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老王》写于1984年。我相信，杨先生肯定极认真的考虑过这被“漏写”的第“七记”《运动记愧》的。而且我认为，《老王》可以说就是这“七记”之一：自省“记愧”；因为她要写出的，正是自己的“愧怍”。

——不过，把《干校六记》与《老王》联系起来，恕我孤陋，似乎没有得到喜爱杨绛先生文字的读者的广泛的注意。我们还是引述钱先生的《小引》，来看看他们如何理解“惭愧”吧。“惭愧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我以为，这是别有天眼的人，看着了世人的面目，也看着了自己的面目。只看到世人的此种面目，难免“怒其不争”；也看到自己的此种面目，怕是要汗发于背了，哪敢轻松放过自己？

结尾处，杨绛先生似乎欲言又止，其实怕正是“止所当止”。如果话说尽了，倒是难引起读者的广泛思考了。

我相信，理解了老王的善意，就理解了老王；理解了老王，就理解了杨绛先生的惭愧。理解了杨绛先生的“愧怍”，就认识了勇于自省的老知识分子杨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