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视角与性别认同危机——《美丽的新世界》的社会性别意识解读

反乌托邦小说在20世纪的蓬勃兴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空前发达的时代，也是人被全面异化的时代和极权主义盛行的时代，反乌托邦小说普遍表现了对消灭个性、戕害人性的极权主义的深恶痛绝以及对传统的理性与科技主义的人性化反思。然而，在以批判、解构和反思为己任反乌托邦文学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充斥着男性中心主义，比如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深受西方父权制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男性作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歧视、贬低女性，盛赞男性的智慧与体力的优越。作品对待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几乎是两极的态度，女性被描写为愚蠢的，肉欲的，而男性则被描写成理智的象征。从社会性别研究角度出发，这种对女性的厌恶和恐惧心里，恰恰暴露了男性的不自信和身份认同的危机。

英国作家阿道斯·赫胥黎的作品《美妙的新世界》描述了一个技术与专制联姻的极权主义社会。《美妙的新世界》的书名出自莎士比亚喜剧《暴风雨》。自幼流落到荒岛的公爵女儿米兰达第一次看到遇难的英俊王子时,惊呼:“人类有多美妙!美妙的新世界,竟有此等妙人!”米兰达的由衷赞美在赫胥黎的这部作品中变成了对600年后那个受科学、机械和极权主义统治的社会的无情嘲弄。

在这个新世界里，通过科学技术在人类的灵魂和体质上进行了一场革命，采用生物学的方法把人从遗传上、胚胎发育过程中进行培养，划分出五个种姓，从高到低是：阿尔法、比塔、伽玛、德尔塔、爱扑塞隆，每个种姓又分加和减，比如伽玛加、比塔减。父母和家庭的概念被排除了，两性关系是被放纵的，但爱情却被视为蒙昧，自然生育则更是野蛮行为。

小说的男主人公约翰被称为“野蛮人”，他的母亲琳坦曾是新世界的居民，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滞留难归，并生下了儿子约翰。新世界里的一对年轻人伯纳和列宁娜在去保留区游览时遇上了约翰母子，通过交谈得知琳坦也曾是新世界的居民。随后．伯纳出于自己的目的把琳坦母子带回了乌托邦社会。琳坦很快就因服用过量的嗦麻而死。约翰对新世界也逐渐由崇敬发展为厌恶。在数次激烈冲突之后，他最终因无法忍受这个“文明社会”而自杀身亡。

在《美丽新世界》中，女性人物从整体上被边缘化了。赫胥黎以讥讽和厌恶的笔调描写了与约翰联系最紧密的两个女性：他的母亲琳坦和爱人列宁娜。这两位女性被描写成约翰与“美丽新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乃至造成他死亡的罪魁祸首。琳坦虽然是高种姓的比塔减，但是除了会新世界的胎育员工作，什么都不会。更由于，她保留了新世界的习惯，跟任何男人都上床，遭到了妇女们的妒忌和仇恨，甚至殴打。赫胥黎以一种讽刺和厌恶的口吻描写了这位“母亲”的第一次出场，“她起了鸡皮疙瘩。比刚才那老头子还糟。那么胖，脸上那些线条，那松弛的皮肉，那皱纹，那下垂的脸皮上长着浅紫色的疙瘩。”

女主人公列宁娜则更多的承载了男性欲望的客体的角色，她在作品中就像一个美丽的花瓶。与之相比，同样在社会规范训诫下长大的伯纳却被作者赋予了更多的自我意识，因为在胎儿时期他的血液里不小心被掺入了酒精的缘故，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阿尔法矮小。生理上的缺陷导致过重的心理负担，同时也赋予他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他对列宁娜说：“‘我怎么不能这样讲？’他换了一种调子沉思着说，‘不，真正的问题还在：我为什么就不能够讲？” 伯纳的这段话表明他有了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新世界政府的统治者非常害怕成员有自我意识。个人有了自我意识就意味着他对社会推行的主流思想有可能产生怀疑,影响社会稳定。可是列宁娜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话，不断地请求他放弃那些可怕的念头，“决心不让她那糊涂头脑受到玷污。” 无论作者是有意或者无意，《美妙的新世界》中的男性人物获得作者更多的偏爱，女性角色的边缘化和女性情感的忽视，使的读者也在无意中分享这种父权制性别角色的观点。

二

和琳坦同为边缘人的男主人公约翰，却被描写成小说中最具人类情感的角色。他拥有古典主义传统中的一切优点：健美、挺拔，阅读莎士比亚，接受古老的文明、宗教、习俗。他关心爱护老迈丑陋、受到鄙弃的母亲，无疑，作者是将他作为人类自然情感的象征而存在的。表面上看，这个生长在印第安保留地的野蛮人还保有有着清洁高效的新世界所丧失的自然人性，他自幼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汲取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养分，对人类充满了热爱，而对人性则有十足的信任，但在人文主义优雅智慧包装下的，其实是一个固守“旧世界”传统男性中心价值标准的约翰。

从文本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约翰并不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一方面，他对母亲琳坦有着有着源自感恩和血缘天性的关爱，另一方面，父亲的缺失，母亲的滥交行为使他从小就处在一处“阉割焦虑”状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认为，阉割焦虑”来源于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男孩把利比多投注于母亲，把攻击性投注于父亲，即把母亲作为爱的对象，把父亲作为争夺爱人的竞争对手，此为恋母情结或弑父娶母情结。男孩把自己对父亲的敌意投射于父亲，把父亲的一举一动当作阉割自己的手势，从而产生强烈的阉割焦虑。这样，对琳坦的爱与恨的并存交织在年幼约翰的心灵中，从他对母亲的情人强烈的恨意以及在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影响下试图杀死对方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

“有一天他玩耍回来，内室的门开着，看见他俩一起躺在床上睡着了——雪白的琳坦和她身边的几乎是黑色的波培。波培一只胳膊在她脖子底下，另外一只黑手放在她的乳房上，他的一根长辫子缠在她的喉头，好像是条黑蛇要想缠死她……他的心仿佛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空洞。他被掏空了，空而且冷，感到很恶心，很晕眩。他靠在墙上稳住了自己。‘不肯悔改的、欺诈的、荒淫的……’这话在他的脑袋里重复着，重复着，像嘭嘭的鼓声，像讴歌玉米的歌声，像咒语。”约翰试图杀死母亲情夫的行为表明了他希望维护男性家长权威的努力，尽管他还是个孩子。从这个时候起，约翰就将性与死亡、暴力联系，这种对女性和欲望扭曲观念在他的爱人列宁娜矛盾的双重态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

第一次见到列宁娜，约翰就在心中把她看做“一个穿玻瓶绿黏胶衣裳的天使”，但对于约翰来说，列宁娜的价值更多的是承担他对完美女性角色想象的符号，他幻想中的列宁娜应该是于母亲“淫荡”本性相反的——纯洁的姑娘。他完全以自己的意志和想象来塑造列宁娜，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空幻象中。他自认为感情真挚而纯洁，但是，当列宁娜也表白了自己的心意，并意图委身与他时，约翰的反映却是恐惧和暴虐。他没有接过对方伸过来的修长的手臂，“反倒是吓的倒退了几部，向她连连挥着双手，好像在驱赶着闯进来的毒蛇猛兽。”显然，列宁娜柔情蜜意的献身打破了约翰柏拉图式爱情的幻想，唤醒了他童年时代对母亲琳坦，更是对于“性”的痛苦回忆，“她睁开眼睛，看见了他的面孔——不，那不是他的面孔，而是一张陌生人的凶狠的面孔。苍白，扭曲，由于某种疯狂的、难以解释的狂怒抽搐着。”“‘婊子！’他大叫，‘不要脸的婊子！’”可以说，他爱的并不是真正的列宁娜，而是自身幻想的投射。

这一刻约翰的失控和歇斯底里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含义，在印第安保留地，约翰私生子以及外来人的身份使他处于被放逐的边缘人地位，他被保留区视为异己的“他者”。由于独特的家庭、语言和教育背景，约翰无法与保留区的文化取得认同，他从一开始就不被保留区所接受，甚至同龄的孩子都欺负他。与保留区的土著语言不同，约翰说的是母亲教给他的英语。他接受是与当地人不同的教育，母亲向她描绘的新世界是：“小猫咪在席子上，小宝宝在瓶子里”。所以约翰一直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不仅是孩子，保留区的男性阶层也排斥约翰。保留地男孩在长大后要参加一个十分重要的成人仪式，进入“羚羊圣窟”，“去时是孩子，回来变做成人”，“男孩都害怕，却又渴望”。然而，男人们不允许约翰参加对这个标志成为成年男性的仪式，他被称为“白毛子”、“狗娘养的”，并且遭到殴打。被男权制社会所抛弃象征着约翰男性权利的失语地位，意味着他无法完成自己的性别身份的建构。作为 “他者”，约翰无法融入到保留区的社会文化中，也无法真正进入男性权力阶层，他只能生活在孤独、绝望和“黑暗”之中。“他抽泣，并非因为痛，而是因为孤独。他一个人被赶了出来，进入了像骷髅一样的岩石和月光的世界。…” 他面临的是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双重危机。

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阿德勒认为，神经质人是“按照远比正常人多得多的那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愿望来安排他的精神生活的。他对优越性的渴望使他不断地和广泛地抗拒外界的一切强制性因素，别人对他的要求和社会赋予他的责任。”）因此，当约翰无力抗争他这种和女性同样的“他者”身份时，只能过着封闭的生活，在精神上寻找高于一般人的优越感，第一次遇到伯纳等人时，约翰称呼自己为“一个最不幸的绅士。”表明了他的这种不满。而在列宁娜身上，约翰似乎重新寻找到男性的权威，在男权社会中女人是男人确定自身价值的一面镜子，因此，他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征服”列宁娜，而不是“被征服”。

作者意图把约翰塑造成一个美好的、有自主意识人，但是，由于赫胥黎本人对于女性的偏见使得这个人物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父权体制在对权威的界定方式中，对有效的就是通过女性内在化的控制，而一旦这种控制无法达成，往往就会形成对女性的恐惧和厌恶。约翰的这种心里焦虑在他和列宁娜的关系中体现的及其明显。在两人关系的发展中，每一次列宁娜的主动行为都会引起约翰的不快。在传统的男权制中心观念里，顺从、被动被看做是女性的特质，进攻、主动则是男性气质的反映。比如在两人观看感官电影的那一幕中，列宁娜主动地依偎着约翰的手臂，而野蛮人却“暗暗害怕，怕她不再是他配不上的那个姑娘。”他对男性权威的坚持使他本身的对女性肉欲产生恐惧厌弃的心理。

三

约翰试图通过坚持传统父权价值体系标准以重塑自我身份意识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无论是在保留地还是在所谓“文明社会”，约翰都无法取得文化和心理的认同感，支配地位的丧失使他时刻处于失去男性性身份危机的痛苦之中，他最后在暴虐中打死了列宁娜然后自杀。《美丽的新世界》中对女性歪曲性描写表现了一种对传统社会秩序的认同，在这种保守的社会秩序中，女性被视为男性权力游戏的玩物。而男性个体的悲剧则表明了父权制权威体系的最终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