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庄学思想影响下的苏轼人格与文格

“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推崇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苏轼伟大的人格，相较于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得越发充分。苏轼一生命途多舛，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始终处于党争的夹缝中，两党都视他为异己，政治上并无太大作为，但无论是浮是沉，苏轼始终光风霁月，旷达超然。

苏轼性格复杂，是典型的将儒释道融会贯通的思想者，三家思想都以其各自的最高价值理想在苏轼精神中统一起来。苏轼身上具备了儒家的理想人格，即“至大至刚”、“浩然之气”，他对于现实有着儒者入世的关怀。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为黎民忧生计、为当政陈得失。佛家的否定人生使得苏轼能用空静的心理观照方式，洞悉客观世界。同时，苏轼也深谙道家的“齐物”思想。在日常生活中，苏轼重视服药、练气等道教的养生手段和生活方式，在哲学思想和文艺创作方面，他充分汲取道家经典《庄子》的养分，内外兼修的方式让苏轼对道家精义感悟颇深，也对他的人格与文格起到了更为深入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格”是一个人稳定的内在性格和精神特质的反映，是由个人的实践经历，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风气共同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经过沉淀、溶解、升华后最终铸成。“文格”包含了由文艺创作之前的心理准备直至文艺创作之后的风格审美这一完整过程。苏轼的诗文真实地记录和再现了他的生命实践，达到了人格与文格的统一。

众所周知，庄子善用比喻铺排的手法，小到比喻句，大到通篇的寓言故事，为文如汪洋恣肆，仪态万方，苏轼的文格受其影响颇深。钱钟书先生在其《宋词选注》中指出苏轼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苏轼的词文大开大合，舒卷自如，宋人黄震评价其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

苏轼在作品中活用《庄子》中的哲理词句：

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次荆公韵四绝》）

兀尔坐忘，浩然天纵。（《浊醪有妙理赋》）

身外倘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十拍子（暮秋）》）

苏轼灵活化用《庄子》中的词句，表明他对《庄子》语言和文风的喜爱，也显示他对《庄子》思想的认同和深入体悟。在苏轼的人生中经历了北宋文人中罕见的贬谪艰难经历、幽独空漠之精神处境与其求归隐而不得的无奈，他将这种深刻体悟融汇于心，发诸生命的人格实践，指引着他逐步建构起独特的人格境界——执着而超越。苏轼曾在《和子由绳池怀旧》中写道：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篇蕴含了道家“齐万物、等生死、泯得失”的思想，用以消解丧母之痛和继此之后更为沉痛的打击，当时年仅二十六岁的苏轼就已经深深体会到了离别、得失的真谛。他将自己的奔波比作“飞鸿踏雪泥”，变的只是“指爪”，真正重要的“飞鸿”却能不受拘束飞翔不息。

被贬黄州时，苏轼先后两次泛舟赤壁，留下了一词两赋的名篇。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自己置于天地之间进行观照，发出了有常与无常的感慨：再伟大的英雄人物都会消失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和对茫茫宇宙无尽的思考让人萌生悲凉之感。但苏轼又认识到时间本就是永不停息又往而不返的，所谓的生与死、得与失在历史的洪流中都是无所增减的，甚至是丝毫不变的。道家思想让苏轼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审视，弃小智求大智，舍小我成大我。万物行走在消逝中，当它们形体消失之后又会回归最为根本的状态，也就是“物与我皆无尽也”。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存在过，即是渺小也是美好可喜的，肉体会死，精神才是永恒。最后，深谙此中真意的苏轼与客饮酒乐甚，杯盘狼藉，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

同样的，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欲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郑文绰在《大鹤山人词话》中说：“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面对自然界的风雨亦是政治上，人生道路上的风雨，他说“谁怕？”，愤愤不平中有洒脱笑傲，“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平淡闲适中有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和修养。此时的苏轼任凭外界风雨倾斜，他自岿然不动。

苏轼对现实事务的执着，使他不像陶渊明一样隐逸逃遁，而对田园归隐事务的超脱又让他能够正视环境的转换，世事的变化。苏轼既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又注重个体价值，他的身上完美地展现了以出世的态度为人和以入世态度做事的辩证统一。在平凡的日子里去寻求生命的真谛，善待自己也善待生活，如庄子所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苏轼保有自心虚静的境界，不为外物所役，达到了人格与文格的高度统一，这样的他终成为世代文人敬仰的不二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