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岐《孟子章句》和朱熹《孟子集注》注释特点比较

东汉末年赵岐的《孟子章句》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孟子》注本，在孟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孟子集注》，对赵注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通过比较赵岐和朱熹的两个注本，可以看出《孟子章句》和《孟子集注》在训释方面各有特点。

一、赵岐注重训诂，兼重句意的诠释；朱熹注重义理，兼重词义的解释

两汉之际，今古文经学之争爆发。“今文学家注目于经书的‘义’，所以注重‘微言大义’，和政治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古文学家在古文经书发现后即注意校勘脱简，所以治经注意名物训诂。”生活于东汉末年的赵岐兼采两家之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孟子章句》：“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焦循《孟子正义》也说其：“叠训诂于语句之中，绘本义于错综之内”与汉代其它注书相比，《孟子章句》既“笺释文句”，又注意名物训诂。如《梁惠王上》：“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赵注：“曰，辞也。叟，长老之称，犹父也。孟子去齐，老而之魏，王尊礼之曰：父，不远千里之路而来，此亦将有以为寡人兴利除害者乎？”既重训诂，又有句意的阐释。

“宋学”是经学的第二高峰期，在经学复兴中对汉代经学的解经方式进行了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宋代经学在训释经典时尤重义理，后代学者多认为它“以理学义理之思为解经指导思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也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如《梁惠王下》：“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朱注：“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不敢违理，故曰畏天。包含遍覆，无不周遍，保天下之气象也。制节谨度，不敢纵逸，保一国之规模也。”朱熹并未对按原文之意进行训释，而是从自己的思想角度出发，探讨其中包含的义理。他将“天”释为“理”，认为合理则乐天，不敢违理则畏天。此外，朱熹也重视对词义的注释，如《梁惠王上》：“《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you)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朱熹释其词：“经，量度也。灵台，文王台名也。营，谋为也。攻，治也。不日，不终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来，如子来趋父事也。灵囿、灵沼，台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惊动也。濯濯，肥泽貌。鹤鹤，洁白貌。于，叹美辞。牣，满也。”释词较为细致详尽。

二、赵注征引诸经，朱注广引诸说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经学史上的第一个繁荣阶段，汉代经学以儒家经学为主流，学者治学往往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依托。赵岐在《孟子章句》中，也常征引诸经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如《梁惠王上》：“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赵注：“胡屹，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当到死地处恐貌。新铸钟，杀牲以血涂其衅郄，因以祭之，曰衅。《周礼·大祝》曰:“堕衅，逆牲逆尸，令钟鼓。”《天府》:“上春，衅宝钟及宝器。”孟子曰:臣受胡屹言王尝有此仁，不知诫充之否?”赵岐引《周礼》中《大祝》和《天府》两篇，在自己注释的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了“衅”之意。此外，赵岐还引用了《诗经》、《尚书》、《孝经》等多种典籍，可谓广引诸经。

朱熹注《孟》采用集注体的训释体例，决定了朱熹集解时博采众说的特点。据统计，《孟子集注》中共引诸家之说二百三十余处，包括二程，尹氏，杨氏，范式，林氏，徐氏，张子，邹氏，李氏，孔氏，吕氏，陈氏，王勉，张氏，董子，谢氏，游氏，吕侍讲，太史公，苏氏，郑氏，周子，何叔京，胡氏，晁错，王氏，潘兴嗣，吴氏，范浚，丰氏，子贡，征引广泛。如《梁惠王下》：“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朱注：“好乐而能与百姓同之，则天下之民归之矣，所谓齐其庶几者如此。范氏曰：‘战国之时，民穷财尽，人君独以南面之乐自奉其身。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齐王之好乐，开导其善心，深劝其与民同乐，而谓今乐犹古乐。其实今乐古乐，何可同也？但与民同乐之意，则无古今之异耳。若必欲以礼乐治天下，当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郑声。盖孔子之言，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时之急务，所以不同。’杨氏曰：‘乐以和为主，使人闻钟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则虽奏以咸、英、韶、濩，无补于治也。故孟子告齐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三、赵岐“疏不破注”，朱熹辨析存疑

两汉经学以儒家经学为主流，学者们以“五经”为依托，只能学习阐发，不能存疑批评。处于汉代的赵岐也深受尊儒之风的影响，对《孟子》推崇备至，认为《孟子》“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徳，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髙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所以赵注《孟子》少有辨析存疑的现象。如《告子上》：“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赵注：“公都子曰：或人者以为各有性，善恶不可化移，尧为君，象为臣，不能使之为善；瞽瞍为父，不能化舜为恶；纣为君，又与微子、比干有兄弟之亲，亦不能使其二子为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而朱熹指出“《书》称微子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误字。”朱熹据《尚书》称微子为商王元子，疑此处有误。而赵岐遵循文本之意，并未提出疑问，认为微子、比干都以纣为兄之子。

朱熹受北宋以来文人大胆疑经之风的影响，在研究经典时，并不随声附和，而是本着存疑的态度，通过校勘、辨析，对文本做出自己的判断。“经书有不可解处，只得阙。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谬处。”如：《万章下》：“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朱注：“今《书》闵作愍，无凡民二字。……‘殷受’至‘为烈’十四字，语意不伦。李氏以为此必有断简或阙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阙之可也。”首先，朱熹将《康诰》与《尚书》进行对校，认为《尚书》中“闵”作“愍”，且无“凡民”二字。其次，从“殷受”到“为烈”一段，引李氏之说，认为此处语意不伦，疑为衍文。

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孟子》注书中的两个高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注释风格，两者之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是后世研究《孟子》的重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