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与清初女性诗人

明清时期女性文学蓬勃发展，涌现了一批才情俱佳的闺秀诗人，她们大胆突破封建牢笼，在诗词歌赋中陶冶情操，加入文学创作行列。明末清初，王氏心学思想冲击程朱理学的壁垒，带来社会思想的大解放。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于教育的要求则更高，女子进学的风气日盛。“有清一代，二百余年间，其妇女文学之所以超迈前古者，要亦在倡导之有人耳。”[1]很多女子追求名士风流，因爱好诗歌而结社拜师，清中期时发展到鼎盛。陈文述，袁枚等人爱惜才女，或收女弟子，教以诗学，并为她们结集出版。在这些文化名士的推崇和支持下，女性文学的影响得以扩大。但清初文人招纳女弟子还未形成气候，只有尤侗、毛奇龄等人招收个别女弟子，这在当时已经具有开先河的意义，直接影响到后来女性文学顶峰的到来。

毛奇龄，一名甡，字大可，又字齐于，僧开，号秋晴，初晴，晚晴。浙江萧山人。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卒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鸿儒科；次年授奇龄翰林院检讨，充史馆纂修官。博于经史，通晓音律，工书画，善诗文，郡望西河，世称“西河先生”。毛奇龄作为清初在经学、诗文两方面都造诣颇深，与阎若璩、施闰章、朱彝尊等学术巨擘来往交游。特别在苏浙地区，享有很高声誉，吸引众多后辈学子拜师受教。这其中有李塨、邵廷采、陆邦烈、章大来、方棨如、盛唐等人。由其弟子之众，可见奇龄当时学术之盛。毛奇龄不仅招收男弟子，也常与名门闺秀诗歌往来，更有世家名媛投其门下，成为女弟子。成就高者有徐昭华、王端淑等。毛奇龄的姬人张曼殊，也因为能诗善书而犹得毛奇龄宠爱，可惜早逝，毛氏伤心不已，作《曼殊别志书砖》悼念。其中就描写到其聪颖好学的一面：“曼殊既归，执挚愿从学。取书观，有悟；才把笔，即能画字。其字每类予，见者辄谓予假为之。”[2]

毛奇龄对于女性文学持鼓励态度，来源于其对女性地位的认识。他反对封建制度对女性的迫害，对妇女命运给予极大的同情，于康熙五十年辛卯作《禁室女守志殉死文》，认为“自古无室女未嫁而夫死守志之礼，即列代典制所以褒扬妇节者，亦并非室女未嫁而守志被旌之例，则直是先王之礼，后王之制两所不许者。”主张“未嫁之女，不守志、不殉死、不合葬。”毛奇龄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批判“未婚守节”的恶俗，将女性从封建礼法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他所持“自由解放”的妇女观是他日后支援女性写作的思想基石。

这类开明的文人学士以各种方式参与女性文学的创作。最常见的就是为她们的作品作序写跋。毛奇龄的《西河集》中便收录了他为王端淑的《留箧集》写的序，以及为徐昭华诗集作的序。除此之外，毛奇龄曾经选辑浙江闺秀诗，与黄运泰共撰《越郡诗选》一书，此书早已亡佚，而陈维崧《妇人集》中记载了毛奇龄编《越郡诗选》的凡例，曰：

“闺秀则梅市一门甲于海内，忠敏擅太傅之声，夫人孕京陵之德。闺中顾妇，博学高才，庭下谢家，寻章摘句。楚攘赵璧，援妇诫以著书，卞客湘君，乐诸兄之同砚。其他巨室名姝，香奁绣帙，董陶徐郑，咏览颇多。玉映静因，流传最久，编题姓氏约十二家。闺阁风流莫此为盛，识者以为实录云。”[3]

这番评论提到祁德琼，祁德茞，张德蕙，朱德蓉等祁家女诗人，充分描绘出当时以祁氏家族为中心的山阴文学女性唱和之繁盛。[4]

毛奇龄与山阴祁氏家庭关系密切，相交甚好，成为祁氏女性文学繁荣的见证者。商景兰，字媚生，明吏部尚书周柞长女，能书善画，适同邑祁彪佳为妻。她对于文学的自觉追求和引导，带动了她和她的女媳施展文学才能，为毛奇龄等男性诗人所激赏。商景兰与毛奇龄年龄相差近三十岁，这种忘年的文学交往当时成为美谈。

在为商景兰之女祁德渊所作《祁夫人易服记》中记录这段交往情形：

“与少至东书堂时，夫人从母商夫人学诗，而以予通家子，每出诸闺中诗，属予点定，以故每读夫人诗而为之赏之。”

毛奇龄《西河集》和其他女性诗集著作中保存了大量他们之间酬唱切磋的诗作。

商景徽，字嗣音，商景兰妹，徐咸清妻，有《咏鵻堂诗草》。《西河集》卷五十九有《为商景徽闺秀诗题端》。而她的《读毛西河濑中集作》云：“芙蓉露下小池秋，金鸭烟消宿雨收。为读西河新句好，都梁艾蒳满妆楼。 彩笔翩翩映玉台，频将绣帙向风开。可怜杜甫惊人句，不数陈留旷世才。”对西河才华之钦佩溢于言表。

黄媛介，字皆令，浙江嘉兴人，与姊媛贞（字皆德）俱擅丽才，而媛介尤有声于香奁间。黄皆令以闺塾师的身份进入祁家，其夫杨世功也经常出入文人雅士的馆阁，夫妇二人曾同时友于毛氏。《西河集》卷五十九有《黄皆令越游草题词》，卷六十一又有他为《梅市倡和诗抄稿》所作的序，卷一九零有《黄媛介入越感赠》。

而真正与毛奇龄有师生之称的徐昭华，是商景兰之妹商景徽的女儿徐昭华。昭华，字伊璧，号兰痴。幼承母教，善言能诗，工楷隶，善丹青，名噪一时。时人称之为“徐都讲”， 取“主持学舍的人”之意。父徐咸清与学者毛奇龄为至交。毛奇龄暮年家居，昭华从之学诗，称女弟子。

《西河集》卷三十七《徐昭华诗集序》云：

“乃昭华特好予诗，凡绣抨针管脂盂黛甭，偶有着笔即漫写予诗以当散酝，故其后谬呼予师，而予得藉是数数课题面试以验其诚伪。”

毛奇龄对这位女弟子很欣赏：“吾郡闺房秀，昭华迥出群，书传王逸少，画类管夫人。”后嫁诸暨骆加采为妻。著有《花间集》、《徐都讲诗》，毛奇龄将《徐都讲诗》附刊于《西河集》。更褒奖说：“吾门虽多才，以诗无如徐都讲者。”毛奇龄还将她视为其母裔夫人的继承者，称 “越中闺秀旧称伯仲商夫人其后，伯商夫人女有祁湘君者继夫人起。”对徐昭华可谓赏识有加。

清初著名的文学家王端淑与毛奇龄也有一段轶闻。王端淑，字玉映，号映然子，浙江山阴人，惊才绝艳，不仅常于诗文，且工于书画，著有《吟红》、《留箧》、《恒心》诸集，辑有《名媛诗纬》、《名媛文纬》等。据《莲坡诗话》载：“毛西河选浙江闺秀诗，独遗山阴王氏。王氏有女名端淑，寄西河诗结句云：‘王嫱未必无颜色，怎奈毛君笔下何。’”毛奇龄选女子诗，而遗王端淑之诗不选，王端淑将毛奇龄比作毛延寿，不免流露怨怒之意。实际上毛奇龄对王端淑评价很高：“江南女士一代稀，王家玉映声先知。著书不数汉时史，织锦岂怜机上诗。清晖阁中父书在，落笔争开写眉黛。吟成细雨滴口脂，行即青藤绕裙带。”王氏为丁肇圣妻。丁氏与毛奇龄交厚，故端淑和毛奇龄相友好，王端淑的存作中也有多首是赠给毛奇龄的。从《代外赠别毛大可》一律可见：“西怜月落板桥霜，衰柳长堤只自伤。几日穷愁兼别怨，一帆秋色带斜阳。浮去影逐离亭路，归雁声凄夜梦床。学采芙蓉江上去，黯然回首恨茫茫。”

还有很多像毛奇龄这样直接介入女性文学创作的文人，他们引导了清初女性诗人主动向男性文人拜师求艺，结社吟唱的风潮。但清代女性文学地位的改变不仅仅是男性文士推导扶持的结果，还在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诗人自觉挣脱礼法的束缚，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的限制，借文学创作来争取话语权，增加接触社会、崭露头角的机会。纵观明清两朝女性文学的发展史，这一阶段，女性诗人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步入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