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祺“融合中西”的艺术思想在1930-1937年的传播

一、王祺艺术思想的形成环境

王祺，字淮君，笔名思翁、醁散居士，性格直率，常常乐于助人，是近现代中国画史上较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深受儒学思想影响，又有父亲教导诗、书、画，学习期间曾在曾国潘家族观赏过许多名人诗集以及书画作品等，对其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早期王祺多临摹中国传统书画，主要以传统中国画风格为主，以诗书画结合方式进行创作，用以表现他的内心情感。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文化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文艺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部分人主张学习西洋文化，另一部分仍然坚守传统，还有一群人则提倡融合两者，各种争论不断。此时，王祺正值青年时期，在辛亥革命后，先后被派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在此期间接触到许多国外的艺术思潮、绘画流派和艺术作品等。随后在归国途中，王祺更是饱览无数风光美景，为后期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回国后创作出了《画罗浮山》、《太湖即景》、《镇江纪游三首》等多首诗，并题诗于画中，如《咏画黄山一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高涨，王祺开始思索如何唤醒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推动国家和艺术的发展。他认为改变现实的根本出路就是创造新的艺术形式，从精神方面唤醒民众。因为艺术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新的艺术形式可以吸引民众的目光，从而引起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王琪的朋友汪亚尘亦认为：“艺术是能够使人们从颓废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且艺术独清泉，辄以受外界之状态而生起变化，人智之进退，亦复如此，是以艺术之发展与人智之进步，相辅而行，非人智为艺术之起因，即艺术为人智之诱发，二者互相之因果在也。”

王祺结交的众多好友，如岭南画派的陈树人、高剑父和高奇峰，以及高剑父的徒弟方人定，新华艺专的校长汪亚尘，中国美术会的同事徐悲鸿，“画马四杰”之一的梁鼎铭，张书旗，朱屺嶦，陈之佛，张聿光，丰子恺等，大多都是融合中西之派。与这些人的交游，使得他在传统书画和现实的苦难中选择了另辟新路，融合中西，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王祺在《中国绘画之变迁及其新趋势》中提到“朋侪中如徐悲鸿，汪亚尘，诸闻韵，潘天寿，张书旗，许士骐诸君，皆参合西洋写实之风，寓之于写意之中，或别为一格，或特具丰神，皆有独到之点，而林风眠则多不过野兽派风趣，多由偶然写作，技巧工力，有待神化。希能各自孟晋，浑合中西，而创为新型，则成就必大。”从此可以看出他对融合中西的新艺术形式有很高的评价，并认为此种发展方向有着巨大的潜力。

二、王祺的艺术理念

20世纪初中国的各种艺术运动接踵而至，艺术团体、美术展览和艺术相关的报刊遍布各大城市，此时的中国画还是较为严谨，不够昂扬澎湃，刚劲有力，与当时“启蒙与救亡”的时代趋势不符，所以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激起人民奋发向上的斗志——而新的艺术形式能够潜移默化的感染和影响人们，是与时代结合的艺术。艺术是国民文化的代表，一国艺术的进步，便是他的文化的进步。1932年王祺在南京个人书画展览会招待会上说：“提倡艺术，游乐其中，不独思想新颖，精神爽健，而时间经济及生产与国际地位，均有深切之关系。”大力提倡和发展艺术能够推动文化发展，文化又能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从而促进国家发展，可见艺术发展之重要性。我国古代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艺术繁盛，然后世画家代代摹古以求艺术上有所为，创新之处却愈来愈少，使得成效甚微。因此，推动艺术发展更需要艺术家们从创新上入手。

于是，王祺开始探索新艺术形式的具体形态，其早年间的学习经历、朋友的创作方向、中国画的现状以及当时的文化环境几乎都在把他的艺术推向创新和中西融合。他在《论中国绘画之前途》中认为“现代中国艺术，已为西洋艺术所渗透，必为西洋艺术所混合，而成为一种新生之艺术，然中国艺术，自有中国艺术之特性与特质，此种特性与特质，又为中国艺术之眞价值，虽受煊染，而不失其本性，仍能永久存在，绝不因渗透混合而丧失，一般美术为然，而绘画则更其显著者。”从中可以看出王祺认为中国绘画的发展是朝着中西融合的方向推进的，但中国绘画在融合中西特长的过程中始终因自身独特的品质而保持着独特的价值。王琪认为：“我国绘事的独特之处在于有超越像外乡的高贵价值，以之为基础，而出渗合，现代各派作风，发舒各人崇高理想，丰富的情感，雄毅的魄力，伟大的精神，优美的风度，以为物质建设之先驱，现已具体而微，只须培养，使之成长，以求得其雄伟高贵之价值而已。”因此，王祺在绘画理论上主张发扬传统，改革创新，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充分吸取西方文化之长，丰富东方的艺术宝库，发展东方文化艺术。

他还就艺术创新的思想发表了多篇文章，如《中国绘画之变迁及其新趋势》、《论中国绘画之前途》、《中国美术会之前程》、《中国之文艺复兴与民族复兴》以及《四届美术之展望》等，其观点对当时的其他艺术家以及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王祺在文章中极力提倡吸收其他艺术的精华进而创新中国绘画，并点明这是当前艺术家们的职责所在。1934年在《美术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中国绘画之变迁及其新趋势》提出，“我国古代画像，参有佛教风情，四王山水，间杂西藏色彩，而利玛窦，郎世宁两家，对于我国人物走兽画风，极有影响。我人艺术，宜于‘异中求同，同中生异’，浑合神化，以创造艺术之新生命，正是吾人当前之责任。”

王祺的艺术理念亦体现在其艺术作品之中，甚至是其绘画风格的形成中。最初，他远观徐熙、黄鉴、倪瓒、吴镇之作，神会与石涛、梅瞿山之珍品，参照沈石田、八大山人、徐渭、陈老莲、龚半千、恽南田、金冬心、赵伪叔诸家，并与清道人、曾熙究论要旨，又访林琴南、沈寐叟，与其切磋，深究书画之奥秘，最后勤书勤画，终至显露特色而自成一家。后人评论王祺作品时，常云王祺神会于石涛。大概是其早年的游历与石涛遵循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原则相符，学习起来才能得其精髓。他对于古时名人画家的学习，也都一一体现在其作品中，细观其的绘画作品，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纸张形状，诗书画融为一体，隐约可见前辈们对其的影响，如他的《越鸟南枝》和《岩鹫》构图类似于八大山人的《鹰图》，前者的鸟的形象、状态和环境神似，后者则借鉴其两只鸟的斜对称的构图模式，是传统中国画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浑欲忘世》可以窥见中国传统达摩像和佛像的影子，如金农的《达摩冥想》、李瑞清的《无量寿光佛》等，皆是一佛盘腿坐于山中的洞穴内的图式。

王祺在后期创作中融入西方印象、未来诸派的技法，从而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新派国画。他的新派国画不是对西方技法的临摹，也不是搬运西方的东西，而是具有中国文人精神的创新。《红叶归林》远观似西洋画，近看是中国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王祺主要以西洋水彩画风格的技法进行创作，画面偏暖，给人一种深秋之感，用大面积的色彩在画面上大胆涂抹，笔触明显，更是显示出了秋风的形象，可见王祺不拘泥于形式，而是着重内心情感的表达。材料中貌似也掺杂了西洋颜料，整幅画用墨较少，画面构图仍是“三远法”的模式。

三、呼吁艺术创新，提倡中西融合

王祺在探索融合中西的艺术形式的创新过程中，更加注重对于新艺术形式的宣传，扩大它的影响。他积极提倡艺术创新，力图通过艺术形式唤起人们关心现实，进而改造现实。于是，他开始通过举办新艺术形式的画展以及发起中国美术会等行为宣传新艺术，从而挽救颓废的社会风气，激起人们的民族精神，使得人们齐心协力地推动国家发展，响应国家号召。刘海粟在《为什么要开展美术展览会》中提出“当时社会极其浑浊及黑暗，人的思想去趣味亦很卑下，为挽救人们的堕落，美术正可抚慰人心，让他们到美术展览会里去享受美的感受，完成‘美术就是人生’的愿景。

作为中国最早举办个人书画展者之一，王祺一共举办了个人书画展三次和联展多次，展览的作品都是他后期的新国画派的风格，既是提倡艺术创新和宣传新的艺术形式，又是为了将民众从物质生活的沉迷中唤醒。他在自撰的《个展原启》中说道：“国难正危，民族危殆，群腐心于物质之追寻，而舍弃精神生活，忧方抢，沉沦斯惧，固取拙作书画公开展览，所冀邦人君子，惠然莅上，批评指导，示国人心理以指针，拗捩而使趋于高尚伟大之方向，区区之心，至所幸期。”

王祺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于1932年11月19日到11月23日在南京门帘桥南京中学举办，第一日就有3000余人观展，有陈果夫、陈立夫、陈树人、张默君、徐悲鸿、杨复明、王梦白、高希舜等，还有美术专科学校，南京市书画研究社等专业团体。批评簿中皆赞美之词，其中有“大气磅礴别具风格”的评语。余后三日，观展人数也都在五千人以上，包括许多政治界和文艺界的名人。期间，周仙桥观后题写了“大笔大胆，大涂大肖，别开蹊径，横绝一空，此真艺术革命化”的评语。此外，霍丘管还题七绝赞扬王祺书画：“淋漓大笔一挥洒，精细雄豪两有之，更待十年丹鼎熟，融成三绝画书诗。铁马黄河推大手，能驱真气作山横，世间剽窃矜工巧，毕竟输君有性情。”他这次所举办的画展可谓是达到了“结合同好，砥砺技艺”的目的，以及“倡导艺术，冀挽颓风，振其民族精神”的作用。

第二次个人画展，于1934年10月31日到11月4日在上海北京路贵州路湖社举办，展品为王氏家藏古书画百余件以及王祺近作等。上海《申报》还刊登了此次画展的广告，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编辑的《美术生活》第九期还选登了画展中的《天台臻福禅院》、《春烟翠霭》等作品，九、十期还连载了王祺的《中国绘画之变迁及其新趋势》，可见对王祺推崇之至。朱应鹏在参观这次个展后，对王祺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法给予赞同，认为其为中国画坛带去了一束光，打破当时的沉寂。

第三次是王祺与汪亚尘的合展，于1935年4月10日到4月14日在南京中央饭店举办，绘画作品100余件，另有联屏等项，共计300余件，王祺有156件。参展人员包括林森、曾仲鸣、陈树人、徐悲鸿、高剑父、许士骐、潘玉良、梁鼎铭、徐仲年、李毅士等都来参观了此次展览。此外，王祺还在中国美术会、厉志社、南京市书画研究社等单位举办的画展上展出过大量作品。甚至，还有一次是1934年准备举办的百朋画展，作品均为两人以上合作，有徐悲鸿、陈树人、汪亚尘、丰子恺、潘天寿、方人定、陈之佛、高剑父、张聿光、李毅士、于右任、许士祺、齐白石、吕凤子、朱屺嶦、高奇峰、梁鼎铭、张书旗等艺术家，但由于其他原因未能成功举办，目前一些作品七十年代尚存衡南县文化馆。由此可看出王祺所举办的画展影响之广泛，极力宣传艺术创新的同时，可谓是真正做到了用艺术挽救人们沉迷于物质的颓风，回归现实，提高人们对精神的追求，从而指示人生的意义，团结起来，救国存亡。

1933年王祺与徐悲鸿等人一起组织发起中国美术会，后被公推为理事兼总干事。中国美术会成立后，以联络美术界情感，团结美术界力量，以谋学术之切磋及发展中国美术事业为宗旨。随后，中国美术会还多次举办美术展览会，促进中国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也增加了民众接触艺术的机会。三年后，中国美术会还创办了《中国美术会季刊》，并于此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均是关于艺术的重要性、文艺复兴以及中国美术会的展览纪录和感想等的内容，如李毅士的《我们为什么要提倡艺术》、陈之佛的《谈提倡工艺美术之重要》、许士骐的《一九三六年的中国美术会美展》和王祺的《中国之文艺复兴与民族复兴》等。这些都能看到王祺对艺术宣传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他的种种行为皆是在提倡艺术创新，为艺术创新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仍在为艺术创新的宣传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