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线与色彩在“长征”题材油画创作中的应用

油画是西方美术的重要绘画形式，而光线与色彩是油画中重要的艺术语言，一切视觉形象都产生于光线与色彩。中国当代油画作品在吸收了西方油画写实技巧的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情怀与人文精神；其中以“长征”为创作主题的油画作品秉持写实性的创作原则，将审美性与历史性结合，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事件及战役场景，为历史创造了生动的视觉形象，彰显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与革命信念。

一.长征题材油画创作的分期与光、色特点

我国在西画教育上首先强调培养画家严谨的写实能力，故这段时期长征题材油画作品是在写实的技法基础上描绘现实人物或团体形象，再放置于笔触严谨，写实性强，用色厚重，强烈宏大，有气势的场景中，使画面彰显革命精神与民族气节。经改革开放的浪潮后，创作者们在开放的环境下接触了更多国外的油画作品，也对油画的表现技法有了更丰富的认识，逐渐打破油画创作以往的保守、秩序性的创作模式，开始探索带有个性化、多元化的创作语言。

以“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看当代画家沈尧伊的“长征”主题系列油画创作，可见同一位画家在同类主题创作中的手法与情感的变化脉络。完成于1978年的《而今迈步从头越》与1997年的《遵义会议》都包含了场景描绘及肖像描绘，但人物的塑造方式与光影效果却有不同。《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作品名取自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描绘了毛泽东主席在娄山关大捷后，随红军战士们登上娄山的情景；画面中毛泽东主席与身边的领导人、红军战士们构成画面前景，与远景山脉的亮色形成冷暖对比；在塑造时又将中国传统写意画的塑造手法运用到远处群山的塑造中，形成前、后景的虚实对比。在该阶段，以《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代表的长征主题油画作品，运用光线与色彩的对比建构出极强写实性、历史厚重感的画面，直白地传达出主题与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之后，沈尧伊在保证光线与色彩关系的基础上，开辟了更多样的创作形式，例如：1997年完成创作的《遵义会议》，区别于其他行军作战的场面，以“群像”的方式描绘了遵义会议即将开始时的场面，利用松散的笔触追求个性化的语言，在塑造中弱化人物的主体性，放大人物的肖像特征，使人物有独立的个性，打破了此前传统、保守的创作模式。

二.突出典型形象的塑造

人物形象是“长征”主题油画创作中重要的表现内容，可以根据历史文学作品及美术作品内容分为：个体人物角色与团体角色；“个体”角色常见表现长征路上做出突出贡献，具有团体代表价值或留下英勇事迹的个人，“团体”角色包括在行军路上奋勇向前的战士和领导人物，还有在后方默默支持党和红军队伍的人民群众。

（一）明暗关系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利用光线的明暗关系塑造人物，是“长征”主题油画创作中的常用手段，在宏大的画面中，处理好主体与客体明暗关系可以更好的凸显主体人物，凝聚观众视觉。再以沈尧伊1978年完成创作的《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例：画面中毛泽东主席的形象之所以能从环境中凸显，不仅是因为作者将其置于画面中心，还因为作者在其身后的人物身上投置了一片暗色的剪影形，这就使站于前方的毛泽东主席处于充足的光源下，与身后的人物组合形成了“明”与“暗”的对比关系，具备了明暗关系对比成立的条件，其形象也自然会得到凸显。

部分“长征”主题的油画创作也会用客观环境和主体的明暗对比关系凸出主体形象。赵域于1975年创作的《毛泽东同志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描绘了毛泽东主席随红军来到陕北的场景；画面由黄土的亮黄色占满，凸显出陕北特有的黄土地貌特征，在高明度的场景下，处在阳光中的毛泽东主席身着深色中山装从红军队伍中走向人民群众，明暗对比强烈，形象更加鲜明。

（二）色相对比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色相，即：颜色的倾向，是人靠肉眼识别不同颜色的依据；颜色的冷暖、深浅都是围绕色彩的倾向来变化。沈尧伊2013年完成创作的《走出泥沼》，以浪漫的表现手法描绘了：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带领军队骑马奔驰在黄河浪涛中；在这幅具有“即时性”特征的画面里，作者将四位领导人所乘马匹的色相上作了区分，特意让毛泽东主席乘上了最鲜明的白色马匹：白马与身边黄色的浪花、两只深色马匹形成色相对比，也使马背上的人物形象也随之跃然于画面中，暗示了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队伍以及中央领导人中的重要地位。

有一类“长征”主题油画创作，具有“风景画”的特征：是将红军在风雪中的形象以“剪影”的形式放置于环境中，重点对环境进行塑造，利用艰险的环境反衬队伍的秩序、渺小，以及前方道路的险阻。艾中信于1957年完成创作的《红军过雪山》就利用大面积的冷（白）色塑造了高耸的雪山，用笔触“扫”出了画面中刺骨的寒风，再以重色剪影绘制连绵不断的队伍，由近到远，由实到虚，营造了一幅富有诗意的行军场面。

（三）均衡光线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光线均衡的画面有利于团体形象的塑造与同时空下的场景展现，因为均衡的光线可以照顾到画面中每一个人物组合，此类画面大多只有放置在中心平衡画面的人物，没有十分突出、刻意塑造的主体人物，重视主题情节的诠释，使得画面具有更多的“可读性”。

在“长征”主题油画创作中，默默支持红军战士的人民群众也是艺术家们关注的创作对象，用画面传达当下的军民鱼水情。孙立新于2005年完成创作的《我们一定会回来》，题目中虽然提到了“回来”，但是却用人物的互动组合一同描绘了长征期间红军战士在于都河畔与苏区群众依依不舍道别的场面，画面中处于构图中心的是与身着白衫黑裤的大娘相拥的指战员，并围绕该中心用同等的光线处理方式展开更多人物组合的绘制，共同组成了一副宏大的场景，使观众可以平等地看清每一处人物组合在画面中发生的内容。蔡亮、张自嶷于1977年完成创作的《三大主力会师》，描绘了三军战士们重逢相拥、喜极而泣的情节，画面中没有典型人物的塑造，位于画面中心的是三位紧紧相拥的红军战士。这种以均衡的光线塑造场景的处理方法，虽然去掉了主体人物的表现，但是主题与情感的传达作用却没有减弱。

三.心理活动的折射

（一）传递主旨精神

“长征”主题油画创作的意义不仅是用艺术的创作手法再现文本历史，塑造英雄人物，更重要的是长征精神的彰显。红军经过草地的故事，也是“长征”系列作品中的重要题材。董希文于1956年完成创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画面中没有对红军的人物形象进行正面塑造，而是用色彩制造视觉冲击力，描绘了1936年战略大转移途中的一幕；画面以黑夜下的草地为背景，在画面右侧有一缕燃起的篝火，映出一位正在烘烤衣物的战士的背影，同时在静谧的普蓝色夜幕下，“隐藏”着在草地上休憩的形象各异红军战士；黑暗环境中的“篝火”，在色彩的强烈对比之下成为整个画面最“崇高”的部分，代表着红军战士心中冉冉升起的希望，也向观众传达出红军在恶劣环境之下坚强乐观的精神。与之色彩处理手法类似，在沈尧伊于1975年完成创作的《革命精神高于天》中，位于重色背景与画面中央的篝火，照亮了坐在队伍中为战士们讲故事的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领导人。

向黑色靠拢的重色系色彩给人以“深沉、压抑”的印象，而明度高的暖色系色彩却给人“温暖、希望”的印象。同样都是红军过草地时的情景，两位作者在处理画面及构图时都将“火”放置于视觉中心，打破画面的沉郁的同时，也使观众在读画时感受到色彩的剧烈转变，领悟红军在艰苦环境下仍然保持乐观积极的革命态度。

（二）引发观众共鸣

“长征”主题的油画创作中也不缺大胆使用高明度、高亮度色彩的作品；此类作品会放大光线与色彩的作用，画面传递情感的效果更加直接、奔放，观众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画面中的“光源”常分为自然光源与人造光源，不同的光源所超射出的光线效果也会不同。

太阳是自然光源的源头，创作者们会巧妙地将“阳光”的元素应用到画面中，使画面的光源自然且富有生机；在高泉创作的《追赶红军（理想之歌）》中：一群儿童在夕阳下站在山顶上，眺望走向远方的红军；自然界中的太阳光线炙热而夺目，傍晚时刻的阳光和陕北黄土地貌的颜色融合在一起，使明亮的黄色笼罩了整个画面，形成了充满诗意的场景，反衬出儿童对红军的依依不舍与他们对未来的希冀。沈尧伊于2006年完成创作的《长征之路》将阳光照射的光圈置于画面中央，并用浪漫的想象打破时空的限制，将红军在长征路上经历的重要事件围绕光圈展开描绘，场景与场景之间衔接自然，是具有创新性的油画创作。

“人造光源”的光线微弱，不具有极强的射程，但是创作者们除了用色彩对比的方法强调人造光源的存在，还会将人造光源汇聚起来，制造出富有气势的效果。邵亚川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描绘了红军在夜间高举火把横跨大渡河的场景，画面中的光影均来自红军战士们手中的火把，创作者利用“重复”的手法，将分散的火源聚拢到一起，制造高明度的画面效果，再用重色绘制人物形象，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制造出动人心魄的画面效果。

两种光源的发生物不同，所释放出的光、色特点及内涵也不同。不管冲破暗色环境跳跃出画面的光线，还是大面积铺满画面的光线，所呈现出的画面效果都是直接而强烈，并给观众制造深刻的视觉体验，引发情感共鸣。

四.无主体人物场景的“意境”表现

“长征”主题油画中也有关于事件发生瞬间的创作。在这种无主体人物的场景描绘中，创作者们一般会牺牲主体人物的塑造，重视画面形式的表现，有些近似西方印象主义的创作主张与风景画的创作模式。表现战争场面不一定是要塑造一批经典的战士形象，表现英雄气概，也可以放大油画颜料与工具的特性，创造出具有创新性的画面。沈尧伊创作的《娄山关大捷》与《转折-湘江之战》，都是利用色彩与笔触描绘了两次长征途中著名战役的激战场面，画面中的红军战士以近似“剪影”的形式出现在场景中，作者看似着重强调客观环境的枪林弹雨，实际是为了反衬硝烟炮火中毫不退缩的红军战士。

“娄山关战斗”是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沈尧伊在《娄山关大捷》中突破自己以往的创作习惯，采用了俯瞰视角描绘娄山关的险境，再利用油画笔触与颜料的特性塑造山体；整幅画面的色调降低了山体与草木固有色的纯度，并用大片的白色营造烟雾缭绕的效果；在这样低明度的色调里，以重色出现的人物剪影在对比之下格外突出，再用同样的方法，作者在画面中以高明度的色彩点出了炮火的火光，制造出危险的氛围；整幅画面虽然没有英雄主义人物形象的刻画，但却展现出红军战士在战斗中不惧危险、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样在《转折-湘江之战》中，作者以事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为背景，并选取红军在敌机轰炸之下仍高举旗帜勇渡湘江的场景，虽然江水的白色占据了大范围画面，但是作者却降低了白色的纯度，使画面呈现出沉郁、昏暗的效果；再联想至历史上湘江战役的真实战况，虽然江面上没有呈现血迹以及牺牲战士的遗体，但整个画面还是通过色彩传达出了一种“悲剧”性的壮美。

在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长征”主题油画创作开始注重形式美感的表达，利用环境刻画与气氛渲染的方式，使画面表现出相比于传统写实油画不一样的样貌。

五．结语

随着油画在中国逐渐发展，这种艺术语言也与本土化、民族化元素的交融，“长征”主题油画创作也是长征精神重要的物质载体。光线与色彩是油画创作中的重要艺术语言，在“长征”主体油画创作中，对：塑造典型人物，反射人物心理，表达画面意境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以董希文、沈尧伊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家们逐渐打破保守的构图秩序，在创作路上主动探索自己的创作风格，使得光线与色彩在这一题材上有了更加丰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