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学派建构视域下《城南旧事》价值再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文化建设在我国的治国理政中始终处于重要位置，电影是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发展迅猛，国家电影局统计报告显示，2023上半年电影票房262.71亿元，同比增长52.91%。中国电影无论是影院数量、观众数量还是影片数量都快速增长，呈迅猛发展之势。

但是，当前我国电影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也面临了许多问题。首先在理论层面，张卫认为中国电影面临着电影学界与电影创作生产这两者双轨但不相交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电影学界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及时地体现到电影实践中去，两者存在间隔，进而没有有效地指导电影创作。周星教授认为“西方文化渗透加剧使中国电影在艺术理论问题上缺乏中国话语的阐释空间，严重影响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独立性”，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亟待提升。其次在电影创作层面，过度的票房追求和商业化污染严重，中国电影目前普遍存在一种“急躁心理”，过多地聚焦于故事奇观、视觉特效、当红明星等，游离艺术本心，忽略了电影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民族特色，中国电影在文化深度和内涵深度方面亟需提高，这也是中国电影学派建构工作中所关注的问题。

“中国电影学派”建构的研究现状与基本态势

2015年10月，李岚清同志在北京电影学院建校65周年校庆的讲座上提出了“能够出现影响世界的中国电影学派”的希望。自2017年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成立“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以来，“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成为中国电影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得到了业内众多知名学者的积极响应，研究出许多创新性的理论成果。侯光明教授指出，中国电影学派的目标是“践行具有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审美趣味的电影创作与学术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美学文化特质的电影学派”。中国电影学派是一个体系性的概念，作为一种国家品牌和国家战略，对内能够凝聚中国电影共同体，对外能够以增强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目前电影学界对“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在建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第一，概念模糊。史博公、林吉安遗憾地指出，中国电影学派“有些因其内涵外延过于宏大，难免给人以不着边际之感。以至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学术概念，反而更像是一段气势磅礴的大跃进宣言”。目前中国电影学派研究的聚焦性不足，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支点，易形成无所不包的“大理论”；第二，创新不足。史博公、林吉安同样指出目前学界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大多仍属于“旧瓶装新酒”。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尚未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并处于国外电影理论话语笼罩状态，没有明确的方法论引导；第三，缺乏总结。早在20世纪80年代，林年同先生就感慨道“可惜我们的电影评论界，电影史工作者还没有系统地把中国电影在艺术上的成就，在世界影坛上的地位好好研究、总结出来，以至后起的青年电影工作者对自己的电影传统茫然一片”。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大多数电影工作者们的目光总是紧随时代发展潮流，却忽略了在中国电影发展的一百多年里产生的许多民族性显著的经典作品也是研究的宝贵财富。

     今年正值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上映40周年，本文尝试通过对其进行价值再勘，探析在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引领下吴贻弓导演的电影艺术表达策略，以期能为中国电影学派建构和中国电影的创作指引方向。

《城南旧事》对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价值探析

贾磊磊教授认为：“中国电影学派是指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优秀影片的集合体与一系列理论成就的综合体”。虽然中国电影学派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概念，但是并非任何电影都能进入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范畴，他们“必须以某种范畴中的代表性达到应有的高度，即不仅要得到广泛的关注与认可，还应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承载历史、传承圭臬的铭刻”。

电影《城南旧事》是第四代吴贻弓导演根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改编，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为基调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城南的一段故事，营造了一种含蓄、隽永、独特的艺术风格。电影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电影转换，为中国电影的话语表述机制提供了新的范式，也对中国电影学派建构工作具有研究意义。

溯源：从文化根处探寻建构本源性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着手能够为建构中国式的电影理论体系提供依据。但是中国电影作为舶来品，在西方已有的理论框架下，我们习惯于用已有的经验去阐释电影，失去了本己性。《城南旧事》中，中国传统古典人文精神和哲学思想在电影中被激活，并融会到电影的创作和美学风格之中，体现了与西方电影截然不同的美学质地，有助于中国电影从文化根处建构本源性理论。

首先，《城南旧事》体现了中西方在哲学思维上本质的不同。从西方哲学的源头来看，总是存在着“主客二分”的逻辑前提，这种“主—客”关系式由柏拉图开其先河，发展于笛卡尔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达到其完善的顶峰。客体被割裂开来当做独立的存在，这样也影响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并渗透在电影理论与创作中。与之相反，中国所传达的是一种主客相融的哲学本体论思想，以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来消解主客对立性。在《城南旧事》中，爸爸也因病离小英子而去，但是在电影中却没有呈现为直击观众心灵的悲痛，而是以趋向“本我”的儿童视角，在悠悠骊歌声中，在略显悲凉的秋意中，将大悲大哀化作落红融入自然，流露出一种绵长而悠久的酸楚回荡在心间，哀而不伤，隽永绵长。电影中的自然意象注入了创作者浓厚的主观情感，从哲学角度展现了中国人的思维质地，为中国电影建构新的阐释机制指引方向。

同时，《城南旧事》还体现了中西方精神上源流性的差异。“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是主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并促使其发展的思想和理念。相较于西方的个人本位和契约精神，中国更加注重“根”意识，强调家、族、宗、国的核心凝聚力。以“根”为核心的纽带是维系民族的原动力，是一种心灵的归属与慰籍。《城南旧事》是一部回忆性的影片，通过英子对自己童年时期移居北京城南生活的怀念，向我们展现了老北京的社会风貌。通过一系列在地性符号，如老城皇根儿、骆驼队、四合院、打糖锣等展现了京味十足的乡土气息。这种故园映象与心灵归所，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给人们提供身份认同和情感支持，这是中西方精神上根本性的不同。

突破：以标识特色探索民族性话语体系。在贾磊磊教授看来， “中国电影学派推崇的不是某种电影的表达内容，而是电影的独特内容与完美形式相互结合的统一体。”能够纳入中国电影学派的经典之作，不仅要从内容上能够体现中国的民族特质，在表达形式上也应该体现区别于他国的中国特色。金鸡奖给《城南旧事》的评语是“在探索电影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美学传统方面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具体表现为《城南旧事》以带有中国标识特色的叙事策略和影像特质，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电影创作中得到了创新性的转化和发展。

《城南旧事》将中国传统艺术的“留白”手法成功地移植到了电影当中。“留白”又称“空白”，雅称“余玉”，留白以“空白”为载体，极具中国美学特征。这一表现手法存在于不同的艺术载体中——诗文有意在言外，音乐有弦外之音，中国画中有“计白当黑”等。留白是抒情的载体，在空白中蕴藏的情感与力量，营造出虚实相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在电影《城南旧事》中也借鉴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留白”手法。首先，留白在画面营造上体现为空镜头。例如影片开头，伴随着老年英子的独白，映入观众眼帘的是凄凉的荒山、绵延的长城、缓慢骆驼队、北京的城楼，以实景写虚情，熔铸了作者绵延不绝的眷念情感，也将观众带入离愁别绪之中。除此之外，留白在《城南旧事》中声音中还体现为静默。例如在第一个故事“惠安馆”中，妞儿与英子在厢房中嬉戏，妞儿对英子耳语“我不是我妈生的”，在长达十几秒中的静默里，意蕴在无声中得到了无限的延展，令观众能够深切的体会到小英子心中的哀恸，也增强了妞儿这个人物形象的悲剧力量。作为中国散文式电影的典型代表，《城南旧事》将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完美融入到电影中，留白将悲剧褪去了锋芒，蒙上了一层纤美的忧伤与诗意，孕育出一部哀而不伤，含而不露的画卷式影片。这既不同于传统的电影以情节和戏剧冲突为主要内容，也不同于好莱坞电影以宏大场面、惊险情节来吸引受众的眼球，而是以内在情感为电影的核心，意蕴含蓄且余味悠长，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质。

引领：从现实生活指引中国电影创作方向。“现实主义电影是对社会生活的纪录、对于时代风貌的还原以及直面现实的勇气，体现社会主义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虽然稳中向好发展，但这主要还是靠娱乐片、商业片推动。这些影片大多只是昙花一现，难以真正肩负起中国电影产业复兴的重任。而现实主义电影却往往能经过时间的检验，历经沉淀，能够成为国民的精神食粮。

回溯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伤痕和反思、政治和教化成为文艺创作的主流。但是十年的封闭并没有让吴贻弓对艺术失去渴望，而是坚守艺术本真，打破电影话题路径的禁锢，以坚实的创作为现实主义电影观念打开通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发展和塑造中国电影的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吴贻弓曾明确主张：“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不外乎现实主义。这是中国电影一贯的主流。无论早期的创作取向，抑或延续至今，我以为大体都是如此。”在吴贻弓看来，中国电影应该走现实主义道路，直面现实的尖锐问题，揭破问题的实质，体现生活的真实性和深刻性。

通过小女孩儿英子的目光，《城南旧事》讲述了英子在北京生活时发生的三个故事，展示出老北京的社会风貌和社会底层的善良本性，实现了原著与影视、现实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他们都说我疯了，可是疯子会捡地上的东西吃，会打人，可我不会。”自由的恋爱被世俗所不容，在雨夜秀珍和小桂子永远离开了英子；“我们家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我走到这一步，也是没法子啊！”在草丛里，小英子发现了为供弟弟读书而偷窃的小偷，良心尚存却为谋生无奈偷盗，向英子发出“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的疑问；“宋妈不走，我还是要俺弟弟不要小栓子，我不回家，不要小栓子”，宋妈因贫穷饱受骨肉分离之苦，到最后得到的却是女儿被卖和儿子溺亡的噩耗。他们是时代的缩影，是这个社会最真实的存在，不平等的社会风气迫使他们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城南旧事》通过人物的小切口，展现了时代生活的大背景，其中所遵循并贯通的现实主义创作，或许能为中国电影的创作指引方向。

“中国电影学派”建构工作的发展路径展望

中国电影学派是一个集合体，但并不是各种电影理论和创作经验的简单累加。中国电影学派的建设路径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才能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通过对电影《城南旧事》的价值再勘，我们探索出了中国电影人所特有的表达方式，以及体现中国气派、风格和价值的电影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中国电影学派建构工作的发展路径。

首先，在创作实践方面要实现双维探索，既要回溯历史，又要立足现实。要从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中汲取经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并探索中国电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路径，通过中国独特的电影实践经验推动中国电影学派理论的各个分支朝着更加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同时，针对中国电影在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现实主义缺位的问题，创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理清中国电影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扎根现实生活的土壤创作出展现中国现实性的作品，将叙事视角从宏大叙事转移到从个体经验上，使之成为展现时代环境的切口，从中真正展现中国现实社会的样貌。

其次，在理论建构方面要实行双向策略，既要扎根本土，又要走向世界。侯光明教授指出中国电影学派的基本方向是“活化文化传统，赓续中华美学”，我们要将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纳入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范式之中，在多元的文化语境中找到自己的主轴，形成自成一体的方法体系，为中国电影学派建设打下坚实的学术根基。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理论研究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的指导作用。但是从文化的维度进行思考并不是意味着对西方电影理论进行摒弃，实现二元对立，而是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他国理论，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并找到中西方理论思维的衔接点并进行国际对话，在互通互融中扩大中国电影学派理论的国际认同。 

结语

  通过对《城南旧事》进行价值再勘，为中国电影学派建构工作明晰了方向。我们应该摆脱对西方电影理论的依赖与束缚，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着手为电影建构中国式的理论体系提供依据；通过带有中国标识特色的叙事策略和影像特质，促进中国电影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守艺术本真，从现实生活指引中国电影创作方向，为国民提供精神食粮。中国电影学派建构工作的发展路径要实现“双维探索”与“双向策略”，在互通互融中促进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