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书法审美观

苏轼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书法家、音乐家，在我国历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苏轼涉猎广泛，精于钻研，他的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格局；他的诗是宋诗的代表；他的书法崇尚自然、刚健婀娜，在“宋四家”中居于榜首。在书法上，苏轼不仅留下了很多著名的书法作品，他的书法论述也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及后世书法家的创作，加快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进程。

一、提倡自出新意

苏轼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人，他在诗、词、文、书法等艺术上都提倡创新，提倡自出新意，提倡独出心裁。在他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宋词、宋诗、宋文及宋书法都有了新的成就。书法不同于文学作品，其汉字结构都是固定的，所以想要在书法上突破前人框架是极不容易的。为了让自己的书法能够出新，苏轼提倡书法要通其意、出新意。

所谓通其意，就是指书法创作要体现创作者的情感意趣。这一说法是苏轼在《次韵子由论书》中提出来的，这是苏轼著名的说理诗，集中体现了苏轼对书法的见解。在这首诗的一开始，苏轼就提出了“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不善书是苏轼自谦的一种说法，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出“通其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书法要跟随心意而动，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书法作品要能够看出创作者的心境，要体现情意。例如，在《黄州寒食诗帖》中，苏轼笔随意动，一气呵成，通篇气势磅礴，在一点一竖之间尽显诗句中的情意。《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至黄州时所作，整首诗诗境悲凉凄苦，将诗人的苦闷惆怅 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诗开篇就直抒胸臆，说自己来黄州已有三年，转眼又是春去秋来，雨打花枝，泥污燕羽，这幅画面让人无可奈何又苦闷万分。从平淡的叙述再到惜春叹春，苏轼的情感变化十分明显，所以在书写这几句诗的时候，苏轼一开始落笔随意，尤其是“自我来黄州”几字，大小相同，笔墨均匀，这淡淡的笔触可以看出苏轼起初落笔心情还算平静，三年时光转瞬即逝，转眼又到寒食节，想到此处惆怅便随之而来，“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几字也就随着心情发生了变化，字体大小开始出现了变化，尤其第二个“惜”字字体上突然变大，笔墨上突然变重，和前面的几个字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个重笔写就的“惜”字所包含的厚重感情也就扑面而来了。第二首诗诗境较第一首更为凄苦，感情上也更悲苦，所以整首诗更潇洒肆意，笔墨也远远重于第一首，结字上也更为出奇，往往在不应该断开的地方戛然而止，字体大小上也变化多端，疏密错落有致，很好地表现了整首诗的诗境。这首书法作品是苏轼书法的代表之作，也是苏轼对“通其意”的最好阐释。也正是在这个创作理论的指导下，苏轼的书法作品都富有生命力，艺术表现力极强，能够引起观者的情感共鸣，因此引得后世创作者争相效仿。

所谓出新意，重点在一个“新”字，也就是说书法创作不能拘泥于已有的框架，要敢于出新，敢于挣破枷锁。我国书法的历史和汉字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在汉字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就开始自觉追求汉字书写的艺术效果，所以在宋代之前，书法史上已经涌现了许多著名的书法大家，像李斯、王羲之、王献之、王珣、欧阳询、褚遂良、张旭、怀素等等，这些书法大家的书法作品技法高超，都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这对于后世的人来说既是重要的范本，也是难以逾越的高山。苏轼认为想要突破这些“高山”带来的限制，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出新”，也就是要敢于尝试去走前人未走的路，不必完全遵守书法的法度。他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认为他的作品全是随着自己的喜好挥就，所以不会“践古人”，他的这种潇洒肆意的创作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文人的书法创作，推动了宋代书法“尚意”氛围的形成。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也是其“出新意”书论的体现。在这副作品中，苏轼没有借鉴前代大家的创作风格和技巧，完全随心而动，下笔轻重、字体大小、行间疏密都是依照自己的心意进行安排，所以黄庭坚给予了这首作品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幅作品“似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也就是说黄庭坚认为苏轼此幅作品远超太白之作，这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已经是极高的评价了。

二、提倡增强学养

纵观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其艺术学养都是常人所不及的。艺术创作是建立在艺术鉴赏和艺术领悟的基础之上的，而艺术鉴赏和艺术领悟需要创作者有较强的思想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够创作出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苏轼认为书法创作也应如此。因此，想要在书法创作上有所建树，创作者必须增强自己的学术素养和精神素养。

第一、书法创作需要增强学术素养。苏轼认为，书法创作的首要条件就是多读诗书，增强文化素质。在柳氏两个外甥想要求得苏轼的笔迹之时，苏轼回了他们一首诗。在诗中，苏轼写道：“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他认为只有多读书，那么一定会了解书中真意，也一定会下笔如有神，到那时，也就不用去临摹别人的笔迹了。艺术创作都是相通的，就如同写诗要多看诗，书法创作也离不开积累。苏轼是个爱读书之人，他也屡次劝说别人要多看书，他认为书法创作并不仅仅是技法上要纯熟，学问上也要老练。他提倡“技道两进”，技法上要时时精进，学问上也不能放松，只要这样，书法创作才能更随心而动，如果只关注技法，不关注学问上的进益，那么书法只会沦为献技之作，不能够引起观者在情感上的共鸣，书法作品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可以说，苏轼提倡书法创作要加强学术修养这一审美观念和他的自出新意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体现创作者的“意”，要展现出创作者本人的修养。苏轼本身就是个爱读书之人，无论身处什么境地，读书多能给苏轼带来精神上的慰藉，这自然也体现在苏轼的书法创作过程中。在书法作品《西楼苏帖》中，苏轼模仿了王羲之草书作品，在模仿的过程中，他不追求一笔一划上的相似，而是力求自己“逸力风气”能有王羲之风韵，他认为王羲之不管在学问上还是在思想修养上都达到了超然物外的境界，因此为了达到这个境界，首要之事就是加强自己的学术修养，靠读书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以此来达到下笔如有神的效果。

第二、书法创作需要加强品德修养。正如同学术修养可以让书法作品的意蕴更丰富一样，加强品德修养也可以丰富书法作品的“神”，让书法作品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正所谓文如其人，苏轼认为书法作品也可以看出创作者的品德修养。苏轼在《论书》中写道：“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他认为有长得漂亮之人，也有长得丑陋之人；有擅长言语之人，也有沉默寡言之人；有擅长书法之人，也有不擅长书法之人，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君子和小人则是十分容易分辨的，所以他认为书法创作的效果和人品的好坏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确实来源于“文如其人”这一论断，但很多人并不赞成这一观点，因为一些品德高尚的君子可能并不精于书法。但是这一论点也有合理之处，就像苏轼推崇王羲之超然物外的境界一样，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就是王羲之品德的一个真实反映，也正是因为重视品德上的修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才能成为天下第一行书。即便是外行，在看到《兰亭集序》这幅书法作品时，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作品恬淡从容、飘逸潇洒的神韵，这是王羲之本人品德的具现化，是王羲之淡然的气质和极高的精神修养让整幅作品更有神韵，更有艺术表现力，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美学效果。苏轼在自己的书法创作中，多次提到王羲之，他将王羲之形神合一的艺术作品作为范本，多次进行临摹，前文提到的《西楼苏帖》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苏轼一生命途坎坷，可他从未放弃品德上的修养，他生性乐观旷达，又犹爱老庄之道，在被贬之后又潜心钻研老庄书籍，因此在处世上也就更淡然放达，他的书法作品自然也就更飘逸洒脱自成一家了。

三、提倡书本自然

“自然”是中国文艺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无论是诗人、词人，还是书法家、画家，都将“自然”当做自己创作的美学追求。所谓“自然”，就是指天然而成的、没有任何加工痕迹的艺术作品，一首诗，如果人工痕迹过重，就会给读者带来负担，诗句往往也会变得拗口晦涩。李白之所以被称为“诗仙”，就是因为他的诗仿佛信手拈来，读来韵律和谐，让人朗朗上口。苏轼提出书法也需要“自然”，就是认为书法要充满自然感性之美，不能只堆砌技法，而应该随心而动，依意而行。

要想达到书法的自然，第一要获得心灵上的自由。苏轼推崇老庄哲学，自然也是老庄哲学重要的思想。老庄哲学推崇“无为而无不为”，希望达到人的自然化。苏轼将其运用到书法创作中，目的也是希望创作者要摈弃一切杂念，不要将自己限制在纯粹的书法技法之中，而失去了心灵上的自由。在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中，苏轼落笔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而为，字体的大小、笔墨的轻重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而来，写到淡然处，笔墨就轻些；写到愤懑处，笔墨就重些；感情流露处，笔墨就连绵不绝，感情枯竭处，笔墨就突然中断。可以说，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整幅作品都洋溢着自由的气息，虽然整幅作品的气势跌宕起伏，情感上多见消极，但其心灵上的自由是显而易见的。

要想达到书法的自然，第二要达到自然的人化。自然的人化是文艺作品最高的审美理想，是李泽厚对人与自然关系讨论之后得出的审美范畴。书法作品要想达到自然的人化，最主要的是在书法创作中注入精神力量，不仅仅是将自己的心意灌注到书法创作的过程中，而且要自觉在书法创作中推崇生命的价值，让书法创作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外延，最大限度地体现出自然万物的价值。苏轼在《论书》中就将书法拟人化，他认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他将书法比作人体结构，“骨”“肉”“血”是人体的物理层面，“神”“气”作为人体精神层面，只有物理和精神兼备，书法创作才能够获得更好的艺术效果。而想要在书法创作中兼具“神”和“气”则需要创作者更好地亲近自然万物，了解生命的价值和本质，并自觉将其融入到创作过程中。这一点在苏轼的晚期作品中就可见一斑。在苏轼的晚期作品《洞庭春色赋》中，由于此时苏轼对人生的理解已经十分深入，所以其书法作品结构紧密，用笔老练，集中反映了苏轼对人生的思考，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四、提倡遵循法度

苏轼爱好广泛，在书法上提倡效仿前人，遵循书法的法度。遵循法度看似和自出新意是相对立的，但实际上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自出新意的前提是遵循法度，遵循法度的结果是自出新意。书法不同于其他的艺术创作，一笔一划之间都有着技法上的要求，就像是达芬奇画画先从鸡蛋上练习一样，书法创作的前提是写好点横竖撇捺，所以只有技法上足够熟练，书法创作才能够拥有无限可能。

遵循法度，一方面是效仿前人。前文已经提过，书法创作有着灿烂的历史，所以模仿书法大家的技法是书法入门最快的方法。苏轼曾学过很多人的书法，他学习过蔡襄、言法华、王羲之等人的书法，并创造性地将这些人的书法风格都融入到自己的书法创作之中，最终探索出独属于自己的书法道路。在当时，王安石提倡书法创作要遵循“无法之法”，提倡书法要走出自己的路，但苏轼并不完全赞成这个观点，所以他列举出了自己学习书法大家的经过，以此来告诉世人，想要走好书法这条路，就必须临摹大家的作品，这也是大家对书法创作的一个共识。像苏轼的早期作品《治平帖》就可以看到二王的踪迹，因为苏轼早期最崇拜的书法家就是王羲之，所以这幅作品中字态稍显妩媚，结字较为纤细，这也是二王作品的特点之一。

遵循法度，另一方面是精炼技法。精炼技法是很多书法家一生的艺术追求，只有技法足够纯熟，书法作品才能够获得更高的美学价值，书法创作也才能够达到新的境界。苏轼的书法创作风格分为明显的早中晚三期，就是其书法技法不断精进的证明。苏轼早期的作品字态妩媚，一笔一划之间都较为规整；等到中期，苏轼又学习了其他书法大家的技巧，并将其用到自己的书法创作中，所以书法气势上跌宕起伏，富有变化；再到晚期，苏轼的书法技巧已经十分纯熟，也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所以其书法作品姿态百出，结构上十分紧密，笔墨上十分老练乾隆就曾经形容苏轼晚期的书法作品《洞庭春色赋》“首尾丽富”，认为这是苏轼最为出色的书法作品之一。正如同手工艺中的熟能生巧，书法上技艺的纯熟也是需要时间的长期积累，只有如此，书法才能够不断开启新的美学境界。

苏轼的书法审美观是在自己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正确理论。在其书法理论的指导下，宋代逐渐形成了尚意的书法氛围，形神兼备成为鉴定书法美学价值的重要标准。即便在当今社会，苏轼的书法理论也仍旧在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