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堉《乐律全书》中舞学的身心观念之特征研究

1.“先引古制，后附新说”——传统乐舞理论的转化与开新

朱载堉所生活的社会大背景，“强调投入现实生活，主张同古人学习”的文化复古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种种创新意识也为朱载堉身心观念特点的形成开辟了道路。朱载堉舞学中身心观念的形成也受到“文化复古运动”的影响。笔者根据现有资料的搜集，将朱载堉“舞学”身心观念中的部分内容根据其理论阐发的来源与“新说”进行整理，绘制成下表：

由上图可以清晰的看到，在“舞学”身心观念理论的形成中，朱载堉皆是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之上又附及自身对其新的理解和阐释，例如，在舞蹈的划分和舞名的确定上，他首先看到了郑樵《通志》中“‘古有六舞，后世所用文舞、武舞二舞而已……不离是文武二舞也。曾疑三代之前虽有六舞之名，往往其所用者亦无非文武二舞，故孔子谓韶尽美又尽善，武尽美未尽善，……’”的相关论述，由此推论，孔子只对韶武二舞作评价，而不及其他古舞的原因即因“古有六舞，后世所用者韶、武二舞而已。”而朱载堉在此基础上也提出自己新的见解，他认为在舞蹈的分类上，“考其大端，不过文舞、武舞二舞而已。”以内容为依据进行划分：“武舞示其勇，表其功，文舞昭其德，著其人”。从舞蹈风格上分，又分为“粗舞”、“细舞”，“粗舞者雄壮之舞也；细舞者，柔善之舞也”。此外他还从舞器特点上将舞蹈分为“干舞”和“羽舞”。如此细致的划分，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而朱载堉就是通过吸取前代舞蹈划分经验的基础上，又给与自己的见解而得来，并体现在他的身心观念之中，这也是对他“无古不成今，今之乐犹古之乐”思想的真实写照。

由此，他身心观念理论的研究溯古论今，承创兼有，是对我国古代舞蹈理论一次系统总结而又有突破性的发展。而“先引古制，后附新说”也成为其“舞学”身心观念的一大特点。

2.“和血脉，养性情”——将医理纳入身心观念的研究中

在朱载堉身心观念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即舞蹈“和血脉，养性情”。朱载堉将其作为舞学身心观念的功能予以论述。在《乐律全书》舞学的相关论述中，朱载堉曾四次提及舞蹈“和血脉，养性情”。

众所周知，“和血脉”中的“血脉”一词常出现于中医学当中，在中医学中“和血脉”常指气血相和，亦身体强健。而朱载堉引“和血脉，养性情”来论证这一观点在舞学身心观念中的地位与可考性，是将“医理”纳入其身心观念的研究当中，成为其“舞学”身心观念中的另一大特点。

中国自古就有类似“医”与“舞”相结合的情况。

《吕氏春秋》中载“昔陶唐之始......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路史·前纪》“阴康氏之时，......，教人引舞以利导之。”

王阳明的《传习录》“故凡诱之歌诗者......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

   从《吕氏春秋》到王阳明的《传习录》，从“舞以宣导”、“教人引舞以利导之”再到“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皆可看出“导引”皆作为舞之方法，进行人体经络的疏导和身体的调理。而“导引”一词也常见于中医学中，同“道引”：“是一种运用呼吸仰俯、肢体屈伸、意念活动或局部按摩使周身气血通畅，促进身体健康的方式”。东汉名医张仲景在《金匮药略》中将“导引”与“吐纳、针灸、膏摩”并称为治疗四肢“重滞”的方式。由此可见“医”与“舞”的结合并非偶然，而是自古有之，然而在舞蹈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与舞相脱离。朱载堉则敏锐的看到“医理”与“舞学”的必然联系，并将其引自“舞学”身心观念的研究之中。

   另外朱载堉还曾引《黄帝内经》、《扁鹊难经》等论述的相关内容在《乐律全书·律学新说》的“审度篇”中阐述中医学视角下的人体科学。而《黄帝内经》作为中国医学典籍的代表，它探寻着中国人对身体本源的认知，书中也同时回答生命过程中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黄帝内经》其实还是一部关于人生的“哲学著作”，其根植于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根源之上，即“智慧的面对自然，将世界的根本归结于自然法则。世界变化发展，应应合于自然，也应应合于人事”而且，如古人所言：“医理与事理相结合，医法与事法不二。”医者读之，悟到的是医学的精髓；而仁者读之，悟到的却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进取诸身，更相问难”的大智慧。

由此可见，朱载堉引“医理”看到的是“医理”背后所隐藏的大智慧——“事理”。朱载堉引“和血脉，养性情”之“医理”与其身心观念之中，欲用“医理”而阐发“道理”。他的这一做法，也为后世舞蹈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和启迪。

3.“有意味的形式”——将“身”之动作赋象征意义

“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观点，并非朱载堉所创，它最早是被英国文艺评论家克莱夫·贝尔于19世纪提出，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基本性质就在于它是‘有意味的形式’，也就是说艺术的各组成要素之间，通过独特的排列、组合起来的‘形式’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它主导着作品，能够唤起人们的审美情感。而这种审美活动是对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关照”。朱载堉在舞学身心观念中，将“身”之动作根据其动势与道德伦理相对应，可以说是将身之动作化为“有意味的形式”，并在身心观念中得以体现。

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自问自答：“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舞者有本乎？”曰：“不执干羽，空手而舞，舞之本也。”仅仅数语不单表明了舞蹈的特点，即通过肢体语言来传情达意，还将舞蹈从哲学层面的“本立而道生”中予以解读。人们常言，不同的艺术门类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舞蹈借以人体动作即舞姿为表现手段以达到传情达意之效，而动作作为表达思想、情感的符号，具有明显的暗含性质，也就是说不同动作会有不同的含义、愿望和要求等。例如：粗犷的舞姿动作可表达放浪的个性；柔婉的舞姿动作可表达缠绵悱恻的情感等。因此，就像袁禾老师所说的那样“从舞蹈本体角度看，舞蹈就是研究动作的学问和艺术。”

朱载堉在他的舞学身心观念中，将动作赋予道德的伦理含义，他指出：“进邀者，面皆向前，若邀宾之势也；退送也，皆面向后，若送客之势也；……”同时在《六代小舞谱》中，朱载堉为了设法将动作多样化，又对身体的部位做了清晰的描述与规定，规定了身体的6个面向以及4个的头部动作等等。尤其是结合“转”动作的角度，在“转”的动作中将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仁、义、礼、智、信”等三纲五常予以对应。例如“转初势，即‘转’90°，动作幅度和动势较小，以示温良、怀柔”等。显然朱载堉是想在舞谱中显示出“动作是有含义的”或舞蹈动作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观点。

而他这一观点的提出足足比英国文艺评论家贝尔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观点早出几个世纪，这不仅体现了朱载堉舞学身心观念理论的超前性，同时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的智慧及中国艺术理论的成熟与悠久。

4.注重“身”的实践维度——朱载堉舞学身心观念中“舞学”实践性

   在朱载堉的身心观念中，其受王阳明的影响，继承了阳明“心学”中“心为主宰，身为功能”的主张，在舞学中，指出“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说明舞蹈的产生来自于人内心的情感，将“身”作为表现“心”的载体，强调“心”对于舞蹈的主宰作用。

   与此同时，在这一基础上朱载堉还加强了“身”的价值体现，打破了传统身心观念中“以心抑身”的局面。朱载堉的“舞学”作为一种教育的方式，他以舞蹈的形式，使人们在习舞时，潜移默化的受到“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的教育。在朱载堉舞学的身心观念中，他解放了人们的手脚、解放了嘴巴、解放了时间、解放了空间，使人们在身体活动中提高认知，提高道德的涵养，使人们知礼、懂礼、行礼。在朱载堉舞学的动作中，如“伏覩势、仰瞻势、回顾势”或象征“羞恶之义、恻隐之仁”等内容及其“转”含义的赋予并不是空穴来风，随意而为，这些动作的出现和含义相互对应，且来自人们日常生活中，例如表恭敬之时的“作揖礼”就与“伏覩势”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在口念操缦中的边舞边念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内容，正是当时人们做事所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朱载堉舞学中身心观念的特点即“注重身的实践维度”，也就是：“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么做，就怎么说”，在身体的实践中以达到对知识的认识，这也就是当代心理学家提出的“具身性”即：“与身体紧密联系的心智也是一个整体性活动，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发挥着统一的作用”。

5.总结

   由此可见，朱载堉身心观念未偏于一面，与前人的身心观念相比他顾全到“身”、“心”两面，并使身体的能动作用得以发现，建立在其舞学的身心观念基础之上，他的这一身心观念是独特的，是超越同时代人见解的。与此同时，朱载堉将以往身心观念只停留在书面理论抽象表达的层面，提升到身体力行的实践层次，将这一理论“落地化”。并将其在舞谱和文字上体现，得以保留，这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和舞蹈史尚属第一次。他舞学的身心观念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可为我们当下舞蹈教学等方面的发展有所用，这或成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