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草虫绘画的隐喻性研究

一、元代绘画艺术的“隐喻”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被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统治者对汉族和汉族文化采取的强硬态度以及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使汉族士人社会政治地位卑微，他们无入仕之阶，经世济民的入世理想与天下家国的胸怀逐渐地消泯磨灭，在长期理想抱负空落的境遇下看破世情，加之元初思想文化自由，群体性的隐逸避世思潮盛行，然而已出仕的部分汉族士人又因各自种种原因不能归隐山林之间，他们只得在仕隐两难的窘境中调整自我心态，投向于对内心世界的关照，寄隐于物，寓隐于心，追求精神自由，创作出很多具有隐喻性的画作，创作目的侧重于艺术的本体价值之挖掘，以此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因此，绘画成为了一种工具，绘画隐喻要传达的内容藏匿于物象之下，由于表达的含蓄化，使作品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隐喻性含义。所谓“隐喻”，借助事物的典型性特点，用一事物或隐喻符来取代被描写的事物，即用一新事物把原本的事物“藏匿”起来，在有限的二维世界中创造出了无限的空间。绘画隐喻常常通过具象的视觉形象来对难以言传的主体情思进行暗示，表达的主要侧重点在隐秘于物象背后的思想情感。在元代绘画中，“隐喻”的表达方式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承载着画家的精神情感寄托，另一方面也是画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肯定，画家们纷纷用“隐喻”的方式用视觉语言隐秘地表达自己的心境，“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的文人画成为了隐喻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之一，“隐喻”表达与绘画创作紧密结合起来，画作中所出现的各种元素承担着隐喻意义的传达功能，总能找寻到象征隐喻的意味。

元代隐喻之风的盛行，士人画家创作的主体意识强烈，审美文化呈现出“有我”状态，加之元朝取消了宋代以来的画院制度，使绘画摆脱了宋朝以来以院体画为主流的局面，摆脱了形式上的束缚，朝着更加个性化、自由化、生动化发展，绘画以法心源、聊以自娱作为审美理想，呈现出向内探寻自我人格的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趋势，着意突出“美在画家的人格和修养”，即所谓元代绘画重于寄兴。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被元代文人画家普遍认同，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将其归结为“文人画强调个性表现，讲求借物抒情”，画家们极其在意表现物体的“情态”，而非物体的“形态”。画家将情感融入作品，使得客观物体升华为画家内心的物体，进而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情感，此种情感可以是孤寂的、崇高的，也可能是灿烂的、感伤的、无奈的，在这种注重情态的表现中，画家们逐渐探索个性语言的表达风格，而非经验性的程式化描绘，他们的创作面貌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如工笔重彩写实画风、逸笔水墨画风等，这种创造力的来源是画家们对于“自我意识”的醒觉，对于有“我”之境的描绘，反映了画家对人本身情感的迫切关注与认同，在表达自我的同时，也唤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