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底蕴下的摩崖书法审美认知 ——以邹城“四山”摩崖石刻为例

一、传统文化下的碑学兴起

    候开嘉曾说：“清代碑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自觉的艺术阶段。” [1]这种自觉的艺术节段必然导致其对书法的审美倾向和艺术创造带来了两面性的影响。早在宋代金石学的就有了一定的发展，清中叶碑学开始兴盛，明末清初社会发展以及审美观念在书法上也得到了反映。当时自由浪漫的文艺环境已不存在，学术界率先将眼光转向金石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书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其后又经过包世臣与康有为的包装与推崇，碑学最终在书法的发展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康德认为审美不仅仅只是形式原则服从于情感原则的活动，还要摆脱利害关系的束缚，达到纯粹的境界。人心理情感的艺术通过书法表现了出来，书家内在情感上的外在表现同时也表现在书写痕迹上。所以说清代碑学的兴起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晚明时期王阳明心学和李贽童心说对士人思想极大的活跃和解放，使其显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审美趣味呈多元化趋势发展，同时出现了一批与传统帖学大为不同的时代性的书家，如王铎、倪元璐、傅山等。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大兴文字狱加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所倡导的汉经学，推崇着“求本正源”的治学之法，士人在思想方面和艺术方面都急切的需要新的力量来对其进行挽救，这就迫使大批学者将精力放在了对古籍、金石文字的寻访考证，促进了考据之风的盛行，到了嘉道时期，文人的大肆访碑和汉魏碑刻的出土，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随之以“二王”法帖及唐碑宋拓为主要的临习对象逐渐式微，寻求正源的书家将目光转向了新出的的碑刻瓦当以及摩崖石刻文字之中以来寻求这一种新的力量。晚清时期康有为为给维新变法思想寻找一个合适的依托，所以他把“尊碑抑帖”的思想观念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摩崖石刻的美逐渐的被大众所认知、接纳。碑学观念自晚清民国以来不断被强化以至于逐渐成为了书坛的主流观念，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将此观念推向了高潮，所谓“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碑体” [2]，帖学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尽管艺术并无进步可言，却仍以其特定时代的心理同构不断结构着丰富着整个人类的心理本体，这也是把时间凝冻起来的历史存在。”[3] 20世纪书法在碑学的偏激与回归理性的道路上不断发展，逐渐的占据了书法的主导地位。

二、四山摩崖石刻形成背景

自从隋灭南陈这四百多年的时间里，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尽管在这期间有着短暂的统一，但是随着西晋的灭亡，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依然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此机会入土中原，纷纷在北方建立了政权，在此期间最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匈奴、鲜卑、羯、氏、羌，在当时是十分强大的。纵观北方的政治社会环境是十分混乱与复杂的，直到后来又建立了北魏、东魏、西魏等政权。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动荡黑暗战乱贫发，但是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随着少数民族的到来，他们的文化为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灵魂，各族人民相互交流，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自由宽松。人们的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大融合之下得以解放，变得逐渐活跃与开放起来。在思想与精神上的解放之下，带来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艺术上进行变革与创造。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正是在由隶到楷的变革时期，在当时的自由的社会氛围之下，使得楷书逐渐的成熟，从而见解独 产生了大量的书法作品。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四山摩崖石刻＂才得以出现，成为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经典作品。

＂二武＂灭佛运动也是“四山摩崖石刻”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两次大规模灭佛运动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位少年皇帝，文治武功，功业颇丰。他最初是对佛教十分敬重与信仰的，根据史料记载：＂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口，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与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口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 [4]由此看来，最初他对佛教是十分敬重的。在当时正是天下大乱社会动荡的时候，群豪并起的时代，战争不断，人民颠沛流离。所以太武帝以评判动乱为首要任务。所以对待佛教的态度也是重视的＂未存揽经教，深求缘报之意。＂[5]直到后来受寇谦所宣扬的道教＂清净无为，入道成仙＂的思想所影响之后再加上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崔巧所引导，从而对佛教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则进一步的去毁掉佛教，由此太武帝巧始改信道教。灭佛是在崔浩的怂恿诋毁之下开始的。这一次的灭佛运动对佛家思想的毁灭是巨大的，同时也是佛教思想传入中国之后第一次大的劫难。虽然在这一时期社会总体大环境还是对佛教充满了信仰，佛教活动依然盛行。但是这一次佛教思想毁灭严重，也是宗教史上一次大的灾难。到了西魏恭帝三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取代西魏称帝，国号立为周，建都长安，历史上称之为北周时期。尽管北周武帝宇文泰最初属于自由态度，但是他在思想上更倾向于儒家思想，重用儒者，常常与大臣们商讨治国方略，尽管这一时期佛教在北周境内规模也是十分的大，太武帝灭佛就首先从长安发难。周武帝想要统一北方必须连年征战，于是＂求兵于僧侣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不久之后便下令禁止佛教与道教活动，让僧侣充军对北齐发战争，灭了北齐政权之后下令禁断境内一切佛道活动，所有的佛迹被毁，佛教绝迹。

三、“四山”摩崖蕴含的佛教观

北朝的摩崖刻经在山东的分布是十分广泛的，其中石刻最集中、最密集的是邹城的四山摩崖，在青州也有一些重要石刻，其他的则分布于济宁、泰安，以及烟台等地，郑道昭刻石在云峰山，这些是石刻分布的主要区域。在这些石刻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济宁所存的摩崖，其中邹城“四山”摩崖石刻尤为著名。四山摩崖则是书写了佛经,记录了佛事,是一种有意识的宗教宣传行为活动。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摩崖主要是为了记事，从其表现形式看,前者都是一种比较单纯的字体或篆或隶或楷,而四山摩崖则是糅合了篆隶楷三种笔意或笔势方圆笔法，呈现一种过渡、孕育的状态邹城摩崖刻石普遍刻于北齐与北周期间，佛教徒为了追求佛法的永恒传承性，在邹鲁石崖上刻了大量的佛经，从而实现更好的保存。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由于地势的偏僻陡峭不被世人所知，在乾嘉年间金石学家黄易在济宁任职，对四山摩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考证。他的《小蓬莱阁金石目》与《岱麓访碑图》等著作当中都有所记在与研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中把北碑的表现形式分为三种:“一曰龙门造像,一日云峰石刻,一日岗山、尖山、铁山摩崖。”[6]在这里康有为把四山摩崖作为北朝书法体系中独特一系单独拿来列举。提出四山摩崖石刻“通隶楷，备方圆。”意在说明四山摩崖有南北书风的意味，并且削弱了北魏书风当中强悍的一面，刚柔并济。这正是安道壹所想表现出艺术审美。中国佛教当中主流是禅宗，安道壹的书法当中的简易性正是区分了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重要一环。他的隶书当中的波挑用笔十分简洁，藏头护尾，削弱了北碑当中棱角，所表现的更为含蓄、宽博、流畅、自然。并且用大字展现了宗教的宏大以及兼容性，使得书法成为宗教思想的再现。这种由文化的冲击下产生艺术的融合，为两种文化的融合碰撞产生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提供了历史的参照，从而超越自我。不同文明的冲击碰撞下产生艺术表现形式，赋予了四山摩崖新的文化意义与时代意义。与此同时，邹城四山摩崖当中也可以反映出当时中西文化交融，以及汉文化与佛家文化的完美结合。

四、 “四山”摩崖书法艺术风格探析

杨守敬在《匡刻经颂》中提到四山摩崖说:“相其格度与泰山刻石峪《金刚经》焦山《塞鹤铭》相颉颜，云峰山郑氏诸碑尚不及，自非古德命此英材,安能有此绝诣哉!” [7]包世臣也称四山摩崖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四山”摩崖分别为“尖山”“葛山”“冈山”“铁山”。其中尖山摩崖石刻较于其他三处摩崖石刻是比较工整的，用笔沉稳厚重，开合夸张。字形上保留了隶书的主要特征，比较方正，端庄儒雅，又不乏灵逸飞动，开张有法笔笔有神。整体所呈现的风格属于汉代时期隶书摩崖左右开合夸张的体式。起笔有方有圆，收笔有方有藏。用这种隶楷书的书体去写佛经所传达的古朴是其他书体所达不到的。汉代隶书当中的波挑用笔有意的夸张加厚，为后世颜真卿、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风格形成提供了借鉴意义。如此肥大的笔画在整体书法当中随处可见，将雄浑的力送至笔画当中最后的收笔，稳重不失活泼，稳重不失和蔼，营造出一种宽博宏大的气氛。铁山摩崖虽然也是隶楷书，但与其他三个摩崖特征大不相同。楷书意味更为明显，尖山刻石当中厚重的捺画，在铁山摩崖中找不到痕迹，笔画略细，字形灵动，在险绝中求平正，字与字之间笔画与笔画之间相互呼应。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孙过庭《书谱》当中所说的：“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8]铁山摩崖给人呈现出来的是无拘无束，天真自然的效果，同时又不失法度。葛山摩崖与铁山摩崖风格相似，但是章法字形处理独特。表达了书法的内在精神与气韵。铁山摩崖比尖山、铁山、时期靠后，安道壹对隶楷书风格把握更游刃有余，总结以往的经验在书写时不会刻意加重任何一个笔画，笔画与笔画之间过度自然，字形普遍左高右低。章法安排上普遍字距舒朗。最后的冈山刻石，与其余三个刻石视觉效果上差异很大，书写当中有行书笔意。北魏后的楷书方笔较多，欹侧明显，字形整体上圆中带方，正如包世臣所说＂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9]，在气势磅礴的同时增加了字的动感，笔画起笔与收笔的同时都有尖笔，由此可以看出，刻工在进行凿刻的时候并不是一笔凿到位，是多次凿刻加工所呈现的艺术效果，为书法增添了一丝趣味性。四山摩崖对书势的把握开拓了一种新的精神，对书法的创作以及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把魏晋玄学家的思想融入了书法创作当中，同时表达了中国书法走向自然的最深层次的精神内核。

五、“四山”摩崖刻石的文化意义

北魏灭佛运动使佛教经典遭受巨大的损坏，在这种情况下安道壹将佛经刻在岩石上，从而有效的保护了佛经的传承。“四山”摩崖都是佛家经典，为研究当时的佛教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在魏晋南北朝这一个美学大发展时期，其书体的转变更是思想的转变的反映。安道壹将自己的思想与理解融入了书法当中，以及更好的保护了佛法，增加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形式，他们不仅在山崖与峭壁上，把天地作为景，把山川做为纸，把佛经作为主要内容，把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这样才创造出艺术与自然相结合的佳作。孔子曾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10]对自然的观赏，同时也是对理想人格的赞赏。北朝书法摆脱了南朝书法的影响，形成了民间书法的雏形。当痛苦与不安时刻存在时，人们试图寻找超脱的心理愿望。摩崖写经被僧人宣泄内心情感，排解痛苦。然而永恒的艺术必须要借助广袤的空间，在自然当中创作必须融入精神寄托才有灵魂。这种超脱的精神带来的解脱与社会动荡形成强烈的对比，合理的利用人为空间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同时摩崖石刻的书法用粗狂的线条与自然的章法，体现了朴实厚重的风格，不同于传统的中国书法风格特征，这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的风格写照，也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北朝书法的文化意义，同时北朝书法不修饰、朴实的风貌也彰显了齐鲁大地独特的书风。

      四山摩崖到近代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当中说:“隶之大者莫若《岗山摩崖》，其次则唐隶《泰山铭》宋隶之《山河堰》，俱可临写也。” [11]与＂擎窠之极轨＂，＂榜书之宗＂，足以见得康有为对四山摩崖当中岗山摩崖的推崇。四山摩崖不仅是北碑大字的代表作，更是研究古代书法的珍贵史料。我们不仅只在书法学习上创新，也要不断地深入传统这样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书法作品，同时也要立足于内心的书法世界，让实用性与艺术美完美的结合。也要不断地注重书法当中的艺术，黑格尔说“艺术是对其所在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的表达”。[12] 只有不断地从自然与传统当中汲取营养来提升审美丰富性，这样书法艺术才会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