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壁画的社会美育应用案例
地方美学是当地社会美育中的灵魂,为地方社会美育工作指明了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使其能够对其文化内涵进行合理的取舍,从而找准地方社会美育的发展重点,提升地方社会美育的精神价值。
敦煌莫高窟壁画的社会美育应用案例
在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当中,画匠所使用的线条流畅、色彩偏冷、造型简洁,营造出了超然于人类认知的神秘感,对象征性的表现手法进行了充分的运用。而在经年风蚀的洗礼下,壁画中的许多形象已逐渐失真,但却又呈现出另一番风味,恰巧契合了物理世界中对于万物变迁视之如常的审美理念。敦煌莫高窟当中所含大量的佛像是敦煌地区的文化瑰宝,对于当今的壁画乃至艺术创作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2017年起,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文联联合主办的“朝圣敦煌”全国美术作品展,时至今年已举办第四届,该展览希望籍此推出充分体现敦煌艺术精神的、将传承和创新融汇一体的、当代视角的美术精品。此展览作为一项重要的全国性美术展览,激励了不少画家潜心研究和表现敦煌的精神内涵和审美形态,展览作品在展出和推广过程中,又会为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带去慰藉,让人们跳出世俗的纷争和局限去思考更为宏观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这是,在权威机构组织领导下的一场大型社会美育。 [1]
上海地方美学在社会美育的应用案例
上海是一座既具有时尚风情又兼具传统特色的城市,这片土地不断融合着中西方最新潮的、最丰富的思想,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在众多优势资源的作用下,上海在金融、教育、商业、艺术等领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时代的更迭中仍然不失于上海本土个性。
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上海正式开埠,成为我国近代五大重要通商口岸之一,由此带动了上海乃至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变迁,推动我国经济逐渐走向现代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可口可乐、口香糖、香烟、手表、打火机、香皂、美发剂等新潮商品成为当时上海人们热衷消费的潮流,从而为上海商业美术的繁荣带来机遇。商店的广告、包装、门面、形象等都开始流行商业化的设计,歌舞厅、电影院、餐馆、商店等休闲娱乐场所也为了招揽顾客而产生了霓虹灯光、电影海报、广告包装等更为多元的美术形式,这些美术形式充分融入了地方的审美特色。当时上海现代的商业模式冲击着农耕型社会的消费观念,广大民众传统的审美观念也在进行着革新和发展,男士开始身着西装,抽着雪茄,女士们也纷纷梳卷发头、穿旗袍风衣和高跟鞋。这是时代发展大潮流中,自觉进行的社会美育。[2]
西藏面具图案在社会美育的应用案例
在当今的西藏面具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古老的元素和原始的美,这也构成了西藏文化的特殊魅力。西藏面具按照造型特征可以分为神像面具、妖魔面具、动物面具和人物面具,充分体现了当地居民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当中对人与神力、魔力、兽力之间关系的重视以及对于整个自然生态的敬畏。在藏族面具中,运用最多的颜色有红色、黄色、蓝色、白色、黑色以及绿色,同时西藏特色民族服饰当中这几个色彩也有着大量的搭配和运用,这样的色彩组合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浓重的西藏文化符号。随着我国民族美学文创产品开发经验的不断成熟和完善,许多艺术工作者也更加关注西藏面具图案当中的个性元素,使西藏传统美学打破了地域性审美的局限,从而对当前时代中更为时尚和潮流的审美理念进行融合创新,提升西藏地方美学在社会审美伦理和社会美育当中的适用性。这是民族元素与设计师个体间的尝试,这样的社会美育是公民个体自发的,但其时代性、自由度,让此类社会美育充满朝气和活力。[3]
案例归类分析
从以上社会美育的案例当中我们得知,地方美学的价值内涵广泛涵盖了一个地区的历史风俗、自然环境,其并不是以一个截面的形式来构成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美育,是生态多样、形式丰富的,即有社会演变中的必然产物,又有政府行为的有意促进,还有公民个体的创意行为。它们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推进了当地社会美育的进程,并在其中承担了一定的角色。蔡元培先生曾十分重视美育工作,并对“社会美育”作出专门的说明:“学生不是常在学校的,又有许多已经离开学校的人,不能不给他们一种美育的机会;所以又要有社会的美育。”而这更加证明了社会美育工作不仅是要让人们懂得欣赏美术作品,更是要丰盈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层次、提升社会大众的人文意识素养、开拓社会大众的多元价值情怀。这也就可以解释在上述案例当中,为什么许多产生实际社会美育价值的因素都不是来自于学术意义上的美学因素,尤其还涵盖了一些实现美育的途径和承担美育的载体。正是在这种广义的融合下,社会美育才为社会大众提供了更为实际和丰富的审美内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