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夹缝中生存的独立影像——以独立制片人周浩为例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影的发展自始以来便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技术对“自媒体”时代的诞生做出了助生的作用。在人人都能够手持相机或手机等便捷式拍摄工具的时代，影像不再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视作的高雅艺术，它的走向越来越趋于世俗化、个人化、平民化、去中心化。

在早期，法国印象派电影和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出现，使得电影从事者逐渐的将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做出了区分；再至好莱坞精密分工垄断电影市场时，一批电影人为了获取自救而开始投身到独立制片中，这些都被视作是独立影像发展的起始。在中国，无论是左翼电影运动时期，抗战时期的电影，还是“十七年电影”时期，亦或国营制片厂的设立，对电影放映的分级管理，电影都被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声器。到了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政治举措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这期间，西方文艺理论以猛烈之势涌入中国，八十年代的先锋艺术狂潮在美术领域里最先被掀起，而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理所应当的受到了影响。电影发展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开始对主流意识的传达产生了相左的看法，一批青年电影导演认为电影应当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或是以非主流的形态出现，这之中有些人是对电影艺术性的反思，也有些人被看做是北京流浪艺术人群，他们没有北京户口、固定的工作、可靠的收入来源，在不得志的境遇中试图寻找新的出路。总之这些都可以构成中国独立影像的内在的精神独立。

九十年代后，中国电影出现了新的特征，被称作“新生代电影”，而纪录片在电视逐日普及下也开始透露出自己新的特质。张元作为“新纪录片运动”的发起者使得新纪录片与独立制片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不自由的社会里，一批人主张自由，那么这种精神势必会因新鲜而受到追捧。纪录片开始只是追随维尔托夫“电影眼睛派”的主张，力图用真实的拍摄手法纪录真实事物，后来随着上述原因的出现，纪录片开始更多地尝试对个人立场和思想的表达，对体制内纪录片做出体制外的挑战。中国纪录片此后产生了在大众艺术和精英艺术之间不断徘徊的状态，而就是这种徘徊之间生成了独立纪录片的特征。

一、关于独立影像徘徊状态的分析

（一）中心话语权的时代变迁 

在早期影像媒介还未出现时，语言媒介是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人文主要的表达工具，在语言时代精英文化占据主体地位，对语言文字掌握度高的精英知识分子就拥有了绝对话语权。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影像媒介产生，图像则逐日成为传达的主要工具，被话语统治者称作是通俗的大众文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大众化由边缘位置向中心移动，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更是巩固了图像传达的地位。但正是由于影像媒介的飞速发展，使得主流意识有了更多寓教于乐的途径，并且这种途径也更加的牢化，在这种境况里渴望表达非主流文化的青年导演们脱颖而出，他们在不自由环境里对潜藏的追寻自由的发声显得难能可贵，具有独立精神。而这批导演所拍出来的作品虽然取材于底层、世俗、平民、生活，却显然又带有精英文化的影子，同样具有边缘性和非主流性。

（二）影视格局的特殊性

当前我国的影视格局处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主旋律文化“三元合一”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被影视界视作评判作品好坏的最可靠标准，因此那些具有反思性的独立影像便是对此种格局的反叛。陈思和把当今文化格局的三元比作庙堂、广场、民间，认为精英文化由于固有的威望和知识资本，主旋律文化和大众文化都还会受其影响以及对其产生依赖，因此它仍处于“广场”的位置。这也就使得影视格局仍然三元互相联系、斗争，独立影像作为独立意识的传达器难免被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所共同掌控，它即是大众生活发声的途径，也是青年导演传达自身艺术和思想倾向的途径。

（三）受众审美模式的变化

由于“语言”和“图像”媒介的不同导致了受众的审美模式产生了变化，当今由“沉入式”审美向“投入式”审美的迁移，使得受众不再持有“语言”媒介统领下的情景交融的古典审美方式，而是开始将自身投入铺天盖地的影像洪流里追寻消费欲望。这就导致了流行现象的泛滥，一部影视作品取得成功就会有其他众多相似的影片接踵而至，观众的消费和影视制作者的生产都成为机械式的欲望制造。独立影像在这种审美模式的迁移中选择站在洪流之外，使得部分受众看到了久违的景色，因此能够在大众文化中重拾对精英文化的崇拜。

独立影像作为时代里特殊存在，一方面被主流文化排斥、阻隔，另一方面又因上述因素使它出自于大众群体且被群体透出水面窥视、消费。就独立纪录片而言，徐童、周浩等独立制片人的作品都包含着这样的徘徊性。周浩的纪录片自处女作《厚街》始就表现出了对社会中个体命运的关照，加之其本身是记者出身，因此在题材和内容的选择范围上也比较广泛，有着对客观存在的冷静纪录和思考。

二、对周浩作品的分析

（一）“公共——私家——公共”式关照

受纪录片本身所遵循的真实纪录原则的影响，周浩的作品取材都源于看似底层、非主流但实则普遍、大众的现象。讲述东莞小镇20世纪80年代之后，从农业小镇迅速发展为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城镇的《厚街》，讲视角放在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下农民群体的关照上；《高三》又聚焦在福建省武平县的一所高中里高三学生的生活，以此展现学生、老师、家长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差馆》通过对广州火车站派出所的纪录，折射出中国的社会现状；《急诊室》中将故事纪录的视角再次放到公共空间，记录了就诊患者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医疗问题。

从周浩的这几部纪录片中能够看出他拍摄取材的特点，与其他纪录底层、边缘人物的导演不同，周浩的视点更多的落在对人的生存、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而这些落点都是在人们日以生活的公共空间里展开的，这种视角更具有挖掘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周浩的独立纪录片其实可以是大众文化的一种代言，在他的作品里通过平视的姿态能够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影子，同时看到周边环境中任何一个他人的影子，一切都普遍且平凡；但这些题材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现状又充满反思意义，除去对群体现实生活状况的表达，也能找到周浩个人思想意识的传达和哲学观点。周浩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在最近比较热门的电影里面都是这种方法，就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最后并不会用史诗叙事的方式去表述。而国内的电影做这样的东西很多时候都会把它放得很大，比如早期彭韬的《血蝉》，把苦难集于一个人一身，还有像贾樟柯的《天注定》，我反而觉得，这种刻意不够精致，甚至是拙的表现”，周浩对于公共题材的表达有着个人味强的“作者”式特征，因此他的作品里有着来自于处于“民间”位置的大众文化，又有着处于“广场”位置的精英文化。

（二）“直接电影”和“默罗式报道”的双重风格

作为记者出身的周浩，他对纪录片的选题就带有明显的职业因素，从他所拍摄的上述纪录片抑或《书记》、《棉花》中可以发现，叙事的策略尽可能的利用平行视角保持纪录片本身对真实度的要求，以“直接电影”流派中要求的“墙上的苍蝇”的观察角度，做到对纪录事物的去主观化的客观审视。同时周浩绝不会只是纪录而不加个人思索，上文中提到的几部纪录片中也能够看到，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高三生活、警察局和医院公共空间里的百态，他都不只是采取对于这些空间的单一表现，而是从空间里找寻搭构空间和延展空间的网面式关系，这些关系就触露了中国社会当代的现实问题。

周浩的纪录与爱德华·默罗的报道方式相似，以现场报道而闻名的爱德华·默罗，战地记者出身，自1935年进入CBS，一生主持三个颇具影响的节目，即《面对面》、《现在请看》、《现在请听》。电视评论家约翰·克罗斯评论说“无论从哪种角度去衡量《现在请看》节目，都是历史上最烂灿、最精彩、最具有想象力的和最重要的节目”。他因现场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一举成名，1940年５月英法盟军从敦刻尔克撤退时，默罗一直在英吉利海峡地区采访，从这里开始，置身于战争第一现场的默罗开始筹划用一种新的报道方式来报道战争。美国家庭坐在收音机旁收听默罗的现场广播——《这里是伦敦》。默罗在一方面真实描述战场真实近况，一方面用自己独特的叙事传达给那些看不见战争的人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希特勒向西线发动了"闪电战"，比利时、荷兰、法国相继沦陷，此刻又轮到了英国，不列颠人正在孤军奋战。默罗在报道新闻事实时会朴实无华的追求真实，但同时他也会加入自己对战事、时事的观点，具有自己独特的报道方式，尤其“这里是伦敦”的开场和结语总能使听众感受到报道的真实性和强烈的参与感。

周浩作为独立制片人，在纪录之时必定也要有与主流文化不同和体制之外的新东西，而他利用自己“直接电影”和“默罗式报道”的双重风格，向观众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普通状况，并且这些状况在冷静客观的外表下又拥有关照的温度。

周浩的另一部纪录片《龙哥》，就选材而言，本片表现的内容是社会阴冷、黑暗的一面，甚至使得观众得到了残酷的体验，与主流文化相较它的精神内涵是“负面”的，这部纪录片将观众聚拢而来，投置于他们所生存的现实环境，通过观众与现实建立的空间关系传递给受众骨感极强的冷峻思考。影片中的摄影主体与被摄主体之间的镜头关系、叙事可能性也是独立纪录片中新的尝试，导演作为拍摄者是否应该参与纪录，是否应当与被拍摄者建立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得《龙哥》这部片子在取材和意义传达方面都饱含着精英文化的独立精神，周浩的思考显然并不能被大多观众所接受。

三、结语

我们能够在独立影像中找到对非主流题材，亦或有别于主流文化思考模式和宣传性叙述，那些独立制片人试图通过制作物质的独立和精神的独立来向受众递出不一样的反叛思索，从而将其变成一面镜子，在映照事实的同时，反射出在体制、权力、习惯、约定俗成道德遮挡下的真实的躯体。独立影像选择的题材和要表达的主题实质上是大众的、民间的，尤其就独立纪录片而言，它们选择“忠实”的纪录，而非“真实”纪录。如本文所提及的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不仅是角逐，还有共谋的多种可能，中国独立影像作为社会现实、导演观念、人欲所求的镜子，由于它创造出的各种可能性与深广度，使得独立影像不断地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徘徊。对自由的观赏来源于不自由的群体，他们是众多的，而对不自由的思索和发声准定来源于少数敏感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