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黄氏家族版刻业的兴盛

我国是版画的发源地，随着印刷术的的问世，版刻艺术应运而生。明代中期至清代初年，被称为我国版画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明代万历年间，随着徽派版画的崛起，中国的版刻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徽派版刻出现后，成为工整、秀丽的典范，并逐渐成为当时的版刻中心之一。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最寡，闽本最下。”[1]由此可见徽派版画的出现，造成了当时版画界的大调整。徽派版画中，又以徽州黄氏为主要代表。郑振铎在《中国版刻图录序》中说：“歙县虬村黄氏诸名手所刻版画盛行于明万历至清乾隆初，时人有刻，必请歙工，而黄氏父子昆仲尤为其中之俊杰。举凡隽雅秀丽，或奔放雄迈之画稿，一人黄氏诸名工手中，胥能殚工尽巧以赴之，不损画家之神态，而亦能自行布稿作图。”[2]这足以说明，当时黄氏家族所刻之书代表了当时刻书业的最高水平。

一、家族文化的熏陶

据《虬川黄氏宗谱》记载，虬川黄氏的始祖是汉江夏魏郡太守黄香，二十四世“唐旌孝子”芮公次子文炳公迁虬村并重立世系。从此虬川黄氏便在这里开始了生生不息的繁衍，我们这里所说的黄氏家族就是以黄文炳为一世祖的虬川黄氏家族。虬川黄氏刻书业迹最早追溯到第二十二世孙黄文显等存补刻《纂图互注荀子》，此乃宋刊明正统修补本。至第三十三世孙黄开梧刻《四养斋诗稿》，道光本，并和黄开簇、黄开植等同刻《虬川黄氏宗谱》道光十二年本。也就是从明正统元年至清道光十二年止，约四百年左右，刻工达三四百人，现已发现刻书约二百四十余部，他们的鼎盛时期是明万历至清乾隆初年约一百余年间。这是一部版画光辉历史和相当人数的文化史实，同时他们是祖祖辈辈以刻书为业，是典型的家族刻书。

    据徽州府志所载，当时徽州的各都各村，宗族观念很强，举凡一族作一事，往往相染成为习俗，就经商来说，便是同姓结帮，一般都是一姓一组。虬村黄氏刻工的兴起与壮大，与这种当时的家族观念是分不开的。这些杰出的民间雕刻书画艺人，最初大多是半工半农的劳动者，全靠手工技艺，忙时务农，闲时替人刻书画。为生活计，他们不得不走街串巷，他们只凭一套刀具，一身手艺，经营四方，经历时间的长河，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逐步走上雕版刻书之路。虬川黄氏刻工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并且手法日益精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世代相传，并且存有口诀。这口诀如同秘传神功，保证了刊刻技术的完整保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据王伯敏《中国版画史》中记载徽州黄氏刻工传人的传授口诀，其内容如下：木板雕画不希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3]除此之外，该书还整理出了徽州刻工用具，这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个短短的口诀不足百字，而且非常普通，这些工具对我们非常陌生，但是仍旧表明了虬川黄氏刻工不仅世代相传，而且在刊刻过程中整理出了一套专门用于刊刻的技术，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徽州黄氏家族版刻业的兴盛。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元代休宁学者赵汸对于徽州的人文环境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评述，他在《东山存稿》中说：“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又说：“故四方谓‘东南邹鲁’，其成德达才。出为世用者，代有人焉。”[4]可见，当时的徽州也是物阜民丰、人杰地灵。同时，新安理学在这一时期也对徽州刻书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安理学是宋代程朱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朱熹在儒学的理论框架内，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高度重视宗族伦理，以封建纲常约束人的行为，对封建文化影响深远。[5]朱熹祖籍新安婺源，程颐、程颢先人为歙县篁墩人，因此徽州人一般都把此地当作程朱理学的发源地。朱熹也曾回徽州，在这里洒下了朱子理学的种子，最后发展成为新安理学。在封建社会里，程朱理学的观念深深的印在人们的脑海中，新安理学也就在无形影响了徽州的刻书业。以休宁一县而言，宋至明代中期，就有程大吕、吴儆、程若庸、陈栎、倪士毅、朱升、赵汸、范准、汪循等九位理学名贤。这一学脉的流风所及，直至清代中期江永、戴震的考据学产生，走向了理学的对立面，甚至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学者胡适身上，也可以找到这一学派的影子。[6]新安理学的盛行，极大地强化了封建的宗法制度。这种强化的宗法制度，不仅使执刻书技艺者，父子相传，祖孙相继，世代相传，而且使后之子孙对于先人手泽遗著，设法刊刻，不敢轻易散弃，这从客观上说，对推动刻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唐开元年间起，徽州郡县官学开始陆续建立。据刘秉铮在《论徽州的书院》一文中考证，两宋时期，徽州地区有书院10所。历经元、明、清三代的发展，徽州地区实际有114所书院。[7]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徽州读书之风及其盛行，包括书院在内的各种学校纷纷开办。教育的兴起，必然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关键性的条件。历史上徽州涌现出了许多知名人士，据《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该书收清代以前历代名人4万余人，其中徽州人就多达747人。明清两代徽州中举人者996人，中进士者618人。[8]徽州不仅涌现出了许多进士，而且他们著述丰富，一般都有真才实学。《四库全书总目》中共10254种书目，其中安徽省占据853种，这在当时是可以与江浙相媲美的，由此可见不仅数量可观，同时质量很好。[9]教育之发达，人才之多，为徽州的刻书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也促进了刊刻技术的提高与发展。

三、新安画派的兴起及相互影响

明末清初，徽州地区经济强盛、文化繁荣，绘画艺术也在此时期内得到长足的发展。在这期间崛起了一个注重于描写家乡山水的“新安画派”，并一直延续至今。最先提到新安画派的是清代人张庚，他在《国朝画征录》中说道：“新安画家多宗清閟法者，盖渐师导先路也。”[10]张庚就明确提出了“新安画派”这一名词，同时也简要归纳了其基本特点，从此新安画派就在徽州乃至全国发扬起来。

新安画派前期主要以汪肇、丁云鹏、郑重、李流芳等为主要力量，以山水、人物、花鸟见长，笔法流畅而又细腻，画面富有生机与活力，古朴而又典雅。渐江是新安四家之一，同时也是新安画派风格变化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描绘的山川美景不再是仅仅描绘壮美的风景，而是更加注重画作意境的表现。同时，更加注重与版刻的结合，画中线条刚劲、硬朗、通过线条的勾勒将表现对象的形神细致的刻画出来。这一方面体现了徽州版画对绘画的影响，同时这一类的画作更容易成为版画的题材，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版刻的发展。

据周芜先生在《徽派版画史论集》中介绍，虬川黄氏所刻书目共241部，主要由二十一世到二十八世黄氏所刻，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明代中后期。[11]二十八世以下，生于清初，活动在康熙至道光年间，可见这是黄氏刻书的衰落期，所刻书目也不是很多。张国标在《简论徽派版画黄氏家族等主要刻工》中列举了目前所见虬川黄氏所刻书目。[12]通过黄氏所刻书目可知，参与到版刻业的新安画派画家主要有丁云鹏、吴左干、汪耕、郑重、黄应澄等。下面介绍一下丁云鹏，丁云鹏 （1547～1628尚在）明代画家。字南羽，号圣华居士，安徽休宁人。画善白描人物、山水、佛像，无不精妙。丁云鹏与虬川黄氏合作的作品主要有：《重修宜和搏击图录》三十卷、刻工为黄德时；《方氏墨谱》六卷、刻工为黄德时与黄德懋；《养正图解》二卷、刻工为黄鏻；《重修考古图》十卷、刻工为黄德时与黄德懋；《齐云山志》、刻工为黄惟敬与黄尚澜；《观音菩萨三十二相大悲心忏》、署名虬村黄氏；《程氏墨苑》二十三卷、刻工为黄鏻、黄应泰与黄应道；《养正图解》二卷、刻工为黄德奇；《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四卷、刻工为黄一柱。《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四卷、刻工为黄伯符。《程氏墨苑》是黄应泰等于万历二十三年为程君房滋兰堂刻印的。全书共有彩图50幅，最多颜色有五种。如“月初弦图”着有墨、绿、橙、赤、蓝五色，是当时域内着色最多的画品。所插彩图绚丽多彩，使人赏心悦目，且有新颖奇妙之感，其中还有多幅意大利传教士玛窦带来的西方画，在我国版画史上被奉为璧的杰作。

除此之外，吴廷羽也创作了不少精美之作。吴廷羽师法丁云鹏，参加了《方氏墨谱》、《程氏墨苑》、《墨海》明代三大墨谱的编綦，是主要绘图人之一。他与虬川黄氏合作的作品主要有：《重修宜和搏击图录》三十卷、刻工为黄德时；《方氏墨谱》六卷、刻工为黄德时与黄德懋；《重修考古图》十卷、刻工为黄德时与黄德懋。汪耕是歙县画家，虽然对其记载信息较少，但是他与黄氏合作刻书并不少。主要有《北西厢记》、刻工为黄鏻与黄应岳；《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刻工为黄鏻；《人镜阳秋》、刻工为黄应组；《义烈记》、刻工为黄应组；《彩丹记》、刻工为黄应组；《天书记》、刻工为黄应组；《校桃记》、刻工为黄应组；《坐隐先生精订捷径谱》、刻工为黄应组。汪耕为汪氏环翠堂所画图谱被整理为《环翠堂乐府》，画面富丽堂皇，纤细入微，图版空白处，或以细密的图案花纹相补充，成为环翠堂版画的一大特色，刀刻繁简适宜，纤不伤雅，更显示出非凡的功力。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徽派版画的主力军——虬川黄氏家族版刻业的兴盛，深受其家族的影响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版刻是画工、写工和刻工相互结合的产物，所以虬川黄氏家族版刻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新安画派主要画家的影响，正是版刻业与画派的相互结合、相互影响，才带来了虬川黄氏家族版刻业的大发展、乃至整个徽派版画艺术高峰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