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无意识顺从到意识觉醒的转变——《拾穗者》与《反抗》为例

一、“美丽”与“丑陋”的表现

   女性在画家的笔下常常表现的如水般柔美、大自然般亲和，画面柔和，色彩和谐，让视觉得到美的享受。但有时却被描绘的疯狂、有力、凶暴等整体让人感觉到丑陋。同样性别的人物，被表现出来的却是天壤之别的视觉效果。

    十九世纪法国的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让·佛朗索瓦·米勒在1857年完成的以农村生劳动活为主题的《拾穗者》。阳光灿烂，金黄色的麦场，三个农妇正在低着头、弯着腰捡拾着田里被抛弃的麦穗，她们分别带着红、黄、蓝色的帽子，使画面色彩更加丰富、美丽，画面中麦田延伸的尽头是高高的谷堆和美丽的村庄。围绕拾麦穗这一话题米勒用写实的手法表现出了丰收的场景，整幅画面色彩美丽、温暖。

    而德国著名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在1903年刻画的 “农民战争” 一系列作品之中的一幅同在大地上，同样是女性为主要人物的《反抗》画面动荡，挥舞着双臂有力的指挥着运动的是妇女，妇女形象丑陋就像张牙舞爪的恶魔一样，让视觉、心灵震撼。粗拙的女性人物，双手向上挥起的姿态，引导着她背后的革命群众的反抗运动。充满力量、引导的能力，丑陋身影。

   同样刻画的是妇女、大地，而形象却是如此的反差之大，画面的对比如此鲜明，手法如此粗细不一。在这些艺术中，将她们的“美丽”与“丑陋”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这种“美”与“丑”是无思想的、是形式的、是表面的。真正的价值在于它们所含的意义。

二、“美丽”与“丑陋”的背后

在十九世纪父权型社会中，女性被定义为男性背后的人物，脆弱而无主见，被动而无力量；是软弱到无力面对发生的事，在这样的夫权型社会中，女性的“美丽”被定义在脆弱、无知、归顺、育养、无真正自保能力的“淑女”形象，当她具有了自我的、斗争的思想、意识，表现出不属于“本该呈现”的行为时，她便是魔鬼，使人们引以为耻的，是丑陋的。而在这样的“美丽”与“丑陋”的背后隐藏着得是什么。

《拾穗者》中，温暖的画面中是三个身着粗布破衣，体态健壮正在劳动的妇女正谦卑的躬着身、低着头在大地里被别人丢弃的麦穗，虽然她们的脸已因低着头而不能被人看到脸上的表情，但她们的姿势不禁让人想到，她们的疲劳。红、黄、蓝三色的应用和金黄色的光泽下她们圆润、健硕的体形使的贫穷的她们成了圣经式的和古典式呈现的形象，自然、美丽。“美丽”的背后是顺从、是自我意识的沉睡。米勒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绘画，但也因为写实的绘画手法，使得画面里隐含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是米勒本人当时并未意识到的。视觉上表现出来了女性的谦卑、顺从、劳累，但却毫无一丝女性是被迫的感觉。也说明这种图像掩盖了社会中的某一现象，使之显示为一种自然的、永恒的秩序，人们接受着它的指引，将其放入思想。

珂勒惠支刻画的版画《反抗》用粗旷的手法，单一沉重的颜色，充满力量的妇女形象，双手上举，挥手顿足，充满力量，指挥着运动，呼号、奋起，充满革命力量。画中的妇女少了柔弱，多了力量；少了“低头”对了“扬起”；少了归顺，多了革命。画面少了色彩的美丽，却多了震撼。这位女性艺术家，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发泄着自己的不满、愤怒，也许还有唤醒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表现出女性拥有的力量、精神、行动。画中隐含着“丑陋”的身影后盘桓着革命、力量、反抗甚至是女权和女性的自我肯定。是一幅反拾穗者的作品，是抵抗当时的性别观念及对女性的定义。

米勒的拾穗者象形在当时是秩序的社会的情景，而珂勒惠支的这种女性形象打破了这种秩序社会，呈现的是一种社会失序的情景，是女性新形象的浮出。

三、社会“秩序”与“失序”

一些属于中性的词汇，却在“秩序”的社会中被赋予了太多的性别差异。马克思主义中人被认为人的产自是客观的，那性别自然也是客观，性别看法应该有生产力做决定的，而不应由于人们的宗教政治所决定，对女性做有“色”的定义。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秩序”社会，生活在今天的人类应该能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对于《拾穗者》的侧面的体现和《反抗》的正面体现，对比的说明女性对生活、认知的不同态度。对待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权主义的产生，应该打破“秩序”社会，抛开性别、抛开“性别假相”，站在同一个角度去评论、去认识，得出的也许才是正真的“秩序”。

由无意识的接受不平等，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女性的顺从与反抗在画面中“美丽”与“丑陋”的背后隐藏着的传统思想在破裂，人的意识在前进。一直演变到今天，“反抗”中的女人不再是“丑陋”的而是被社会尊敬着，女性用自己力量、才能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显示着她们的卓越成绩，“美”与“丑”已不再是她们的限定。社会达到了新的一个“秩序”。虽然有的地方，仍存在这种“秩序”的错误认识，但在人类仍在不断的觉醒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