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乡村电影中老人形象的边缘性建构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空间，也是电影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乡村电影以乡村现实为创作源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展现了不同的乡村景观与乡村百姓的精神风貌。近年来的乡村电影基于乡村现代化转型这一历史趋势，创作了诸如《老驴头》（2010）《Hello,树先生》（2011）《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穿过忧伤的花季》（2012）《喜丧》（2015）《清水里的刀子》（2016）《吾神》（2018）《吉祥如意》（2020）等多部艺术精湛、引人深思的乡村电影。

乡村的现代化转型改变了传统乡村原有的格局，面对这一历史趋势，乡村中的老人因其观念的保守与对传统乡村的眷恋主动或被动地与现代化这一主流相背，在文化以及家庭伦理结构中处于了一种边缘地位。

近年来的中国乡村电影深入呈现了这种乡村的转型，并将镜头对准在转型过程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乡村老人，运用文艺创作手法呈现其鲜明的边缘性。对于这种边缘性建构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银幕上乡村边缘老人的心理状态及其边缘成因，从而促使在现实中对其进行人文关怀，最终实现电影的正向价值引领。 

从外到内：边缘空间的多维呈现

空间是电影中重要的叙事载体，为人物的建构提供具体的生活环境。一般来讲，电影中的空间可分为物质空间、心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三层。近年来中国乡村电影对老人生活的物质空间、心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进行了多维的边缘呈现，从外到内构建出了乡村老人的边缘性。

首先是乡村偏远的地理位置。电影中的物质空间指故事中人物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它们是由自然的和文化的（即人工的）景和物所构成的具有象征的可视的环境空间形象。可以宽泛地说观众在银幕上通过视觉感受到的内容都是物质空间。‎近年来乡村电影中物质空间的边缘性体现在乡村地理位置的边缘。《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两部影片中的物质空间是李睿珺导演的故乡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王学博导演影片《清水里的刀子》中的物质空间位于宁夏西海固一个偏远的农村。上述影片把物质空间放置在西北乡村固然体现了一种作者性，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种物质空间的主动选取远离了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乡村从而具有了一种边缘性。偏远的乡村在生产力发展及现代化程度等方面都相对较低，生活在该物质空间内的乡村老人在思想观念上较为保守，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程度不够，因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难以认识到乡村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因此，他们会主动远离现代化这一历史趋势，是一种主动的边缘性。此外，在具体的影片中，导演也会在乡村中制造出边缘的物质空间从而呈现出该空间内乡村老人的边缘性。《老驴头》中村里横幅上写的是“集中土地耕种促进和谐发展”、电视中新闻播报的是“集中土地耕种是我县在土地改革方面做出的有力举措，这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村头的大喇叭上喊的是“请到村委会签土地转包协议”。影片中的具有现代性意味的空间强力挤压着传统的物质空间，使得该空间在影片中逐渐边缘。适应传统物质空间的老人在面对现代性物质空间时在生活以及耕作方式上表现出了不适，在历史性进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无所适从，呈现出了边缘性。

其次是老人私人的心理眷恋。心理空间是片中人物的内心空间，是其思想观念、情感情绪的集合。近年来乡村电影中老人内心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乡村现代化转型如何去除了乡村的糟粕，如何促进了新农村的建设等主流问题，他们所思所想的反而是一些极为个人与私密的内容。《老驴头》中老驴头心心念念的是父母的坟墓，他在沙坡上所有防风固沙的行为根本目的是为了已经入土的父母免受风沙之苦。《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马爷爷关注的重心是其自身的死亡及入葬问题，他行动的动力是寻找一块适合自己土葬的土地，与该问题无关的事情他都表现出了一种忽视的态度。无论是老驴头还是马爷爷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所在意的事情都远离现代化这一主流趋势，心理空间呈现出了一种边缘性。

再次是乡土和伦理观念的薄弱。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人与土地的关系世世代代绵延至今。土地为中国人提供了维持生命活动的粮食，也使得中国人在历史长河中基于土地而形成了“乡土”的文化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传统乡村其实是一个文化空间。《老驴头》中老驴头为父母坟墓防防风固沙的行为体现的其实是“孝”这一传统的伦理准则，《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老马对于土葬的执着是乡土观念中“落脚于根”与“落叶归根”的体现。中国人向来不会轻易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Hello，树先生》中树先生的母亲离开乡村时留下的泪水，体现着乡土文化中“安土重迁”的观念。此外，《喜丧》《吾神》《吉祥如意》等影片中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乡村是一个传统的文化空间。但这种由乡土与传统伦理道德共筑的文化空间因现代文化空间对乡村的不断发掘而陷入到了一种边缘的境地。现代性文化是一种流动性的文化，它深刻改变了当代乡村的文化格局，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驴头》中的老驴头遵守孝道，因父母托梦而防风固沙，但自身却面临着无人养老的境地。现代性文化裹挟着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等观念侵入传统的乡村文化。乡村中的年轻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纷纷流向大城市，这证明以“孝”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乡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尊老”与“养老”的观念在青年一代中相对薄弱，老驴头作为一个父亲从乡村家庭的核心跌落到了边缘的境地。《喜丧》中的林郭氏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她育有六个子女，其中有三个子女外出打工常年不回，林郭氏只能去其他孩子家轮流养老。《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马爷爷对于土葬的偏执和乡土文化的坚守使得他格外另类，他拒绝主流的殡葬方式——火葬。马爷爷与土地的密切联系，乡土中的死亡观念使得他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主流相远离，进入到一种边缘的境地。乡村的现代化为乡村带了先进的现代性文化，在面对这种现代性文化时乡村老人难以适应，从而陷入了一种文化边缘的境地。

近年来的乡村电影在空间的层面上分别从物质空间、心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三个角度建构了乡村老人的边缘性。偏远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乡村现代化程度的不足，乡村老人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不到位。老人私人的心理眷恋又使得其不会去关注乡村现代化为乡村所带来的变化这一主流趋势。而现代性文化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影响正处于一个进行时，传统的伦理道德、乡土文化与现代性文化正相互交融，尚未达到一个和谐的境地。因此，乡村老人在文化空间的边缘境地只是暂时的，它必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得以恢复。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近年来的乡村电影从外到内深入细致地展现乡村老人的生活环境及心理状况，本质上体现的是电影作为大众媒介的担当。

艺术典型:边缘形象的塑造方法

在近年来的乡村电影中，除边缘空间的多维呈现外，边缘形象的塑造也是构建乡村老人边缘性的重要一环。边缘形象的良好塑造将深刻建构乡村老人的边缘性，反之则形象缺乏深度，其边缘性建构也难以达到引人深省的理想效果。在边缘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将其上升为一种典型是近年来乡村电影中建构老人边缘性的重要方法。艺术典型指“艺术创作中对于作品人物性格的个性化、生命丰富性、富于灵魂深度、体现历史真实和具有社会示范性等美学价值的自觉追求及其效果现实状况，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在独特性格特征中挖掘和呈现某种普遍性的意义”。近年来的乡村电影在塑造老人的边缘性时，往往挖掘其独特的个性与行为，以此为基点从而建构其边缘性。

首先是失语的边缘乡村老人形象，《吉祥如意》中的王吉祥《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马爷爷便是这种典型。《吉祥如意》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影片，影片前半部分是纪录片，后半部分则是根据前半部分的纪录而虚构的剧情片。王吉祥是导演大鹏的亲戚，在智力上有些缺陷，他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就是在村里闲逛，一边闲逛一边还喊着文武香贵。大鹏先是在纪录的部分真实呈现王吉祥的这种生活状态，他不暗世事，对离开自身十年的女儿回家也毫无感知。因其智力的缺陷，生活仿佛停滞，他永远处在一种对于传统伦理亲情的眷恋中。导演用镜头纪录这种特征并在后续的剧情片段落放大这种典型特征。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导演特意安排了一场其兄弟姐妹商讨照看王吉祥的戏份，导演大鹏非常有意地将这场戏分割成两个空间，一个空间中其兄弟姐妹关于王吉祥的问题而激烈的争吵，另一个空间中王吉祥只是沉默地看着电视节目。王吉祥的沉默与其兄弟姐妹的争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表明其在整个家庭结构中的失语——他不具有主动性，无法发表自己的看法。影片《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更像是一首传统乡村逝去的挽歌。具有现代文明意味的火葬革新着传统的土葬，制作棺材的老马随着殡葬的改革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影片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着老马的沉默，这是面对现代化的一种失语。

其次是孤单的边缘乡村老人形象，《老驴头》中的老驴头和《吾神》中的杨老太属于这类典型。如上所属，《老驴头》中老驴头践行传统的伦理准则，在山坡上防风固沙使得父母免受风沙之苦。这是他在影片中的独特行为，这种行为在影片中多次重复出现，从而形成了一种强调，表达着导演李睿珺对于这种行为的肯定。但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一头毛驴陪伴他外，也只有老驴头的女儿时不时地来看望他，并且女儿也要在春节后进城打工。《吾神》中杨老太的子女同样是进城打工，子女的离开导致杨老太在去世前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在孤单中走向生命的衰败。在塑造老驴头和杨老太孤独的典型形象时，两位导演不约而同地将老人生前子女的“离开”与去世后的“回归”进行对比，更加凸显老人的孤单，体现着老人的边缘性。

再次是一种反常规的边缘乡村老人形象，这里的反常规指的是这类边缘老人形象在面对某一处境时，她们做出的反应与大多数人的反应不一致，从而具有一种反常规性，张涛导演的《喜丧》中的林郭氏便是这类典型。导演先是为林郭氏设置了一个独特的性格特征，林郭氏在被怀疑与侮辱时，她的反应不是哭，而是笑。这是反常人的，也是影片中林郭氏独有的。如暂住在二女儿家时，二女儿嘲讽她虽然有儿孙，但没有一个人来照顾她。林郭氏在听罢后，开始默默地笑起来。这种笑在影片种的很多部分都随处可见，又如二女婿怀疑林郭氏偷钱时、二儿媳大声呵斥在牛棚生活的林郭氏时，她都有“笑”的行为。林郭氏身上反常规的特性以“反讽”的姿态呈现出了其自身的边缘性。

近年来的中国乡村电影挖掘乡村老人边缘性的典型特征，并在叙事过程中不断放大这种特征，将其塑造为艺术典型。无论是失语、孤单还是反常规的乡村老人形象，他们都极具社会性。失语、孤单和反常规是他们在影片的独特个性与行为，然而在这种独特个性与行为的背后反应的是乡村老人在面对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不适应，从而具有了一种边缘性。 

视觉修辞：镜头语言的边缘隐喻

电影的镜头语言是电影进行叙事的基本工具，它在保证基本的叙事外，也同样具有隐喻象征的功能。近年来的乡村电影中在视听语言的使用上别具匠心，通过对于构图、景别与景深的运用来建构乡村老人的边缘性。

首先是边缘化的构图。构图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权力结构，画框内对不同元素的不同组合往往具有不同的权力意义。并且构图以视觉化这种相当直观的方式呈现着权力的对比，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众多构图形式中，近年来的乡村电影在表达老人的处境时采用了一种边缘化的构图，导演并没有把乡村中的老人放在位于权力中心的画框中央，而是将老人放置在画面左侧或者右侧靠近画框边缘的位置。《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在女儿和儿媳谈话这一片段中，导演刻意将马爷爷放置在画面的左边，占据画面的较小部分，而女儿和儿媳则占据画面的主体。女儿和儿媳频繁地交流，讨论着大哥外出务工等内容。马爷爷难以参与到谈话的过程中，也无法针对谈话的内容进行互动，只能在角落中采取一种沉默的姿态。导演的这种构图方式，在视觉层面上建构出了马爷爷在家庭中的边缘性。《喜丧》的前半段有一个长达将近两分钟的长镜头，这是一场家庭聚会的戏，老人林郭氏的子女劝说着林郭氏去养老院生活。此时导演相当有意地将林郭氏放在画面左下角的位置，子女四人似乎形成了一种“合力”，林郭氏却只是沉默地面对这一切。并且，在这一个镜头中，林郭氏的身体是割裂的，画面中只露出了一个花白的头颅，这进一步暗示着她失语的处境。此外，《喜丧》中还有一种独特的构图形式，比上述的边缘化构图更具有象征隐喻的意义。门框作为一个典型的符号，在这部影片里拥有了更为丰富的所指含义，即限制、束缚。导演经常把林郭氏放在门框里进行拍摄，其实也暗含着她难以逃脱子女的要求这一事实，展现了她在这个家庭中的边缘地位。

其次是较大的景别。景别是指成年人在镜头/画框内的比例，不同的景别往往具有不同的叙事功能。景别调整的其实是观众与片中人物之间的距离，因此够影响观众的心理期待，调节着观众观看人物时的不同视距和心理需求。李睿珺导演的《老驴头》的前半部分就大量的运用了如远景、全景等“大”景别来建构老驴头的边缘性，调节着观众对于老驴头的心理认知。远景常常用来展现老驴头在山坡上防风固沙的过程，低角度的远景镜头充分展现出了西北自然风貌的壮阔，先是有着一种审美的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远景镜头下，老驴头的身影是小于常人的，他在视觉层面上是被弱化的。并且李睿珺用固定镜头的方式呈现这种远景/全景，一种静观、疏离感油然而生，使得老驴头防风固沙的过程与他践行传统伦理的行为有了些许的悲怆意味。他只是一个人也总是一个人，老驴头的孤单身影使观众在脑海中想象性地认知到他在家庭结构中的边缘性。

再次是排斥性的浅焦。景深是由摄影机的物理特性所造成的，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经过导演的创造性运用景深便具有了一定的美学意义。浅焦的画面清晰范围较少，会产生明显的“虚”与“实”两个部分，起着引导观众视线的作用，《喜丧》中有一场戏正是通过焦点的变化所形成的浅焦来展现杨老太的边缘处境。在这场戏中，焦点更多的是在与儿媳谈话的孙女身上，杨老太虽然位于画面的前景，但她完全就是处于虚焦的状态。浅景深引导着观众的视点，观众的注意力很自然地便会落在儿媳与孙女身上，而会相对忽视位于前景中的杨老太。导演使用浅焦，刻意把老人给“虚”掉，其实是为了展现老人在家庭中权力与主体地位丧失的边缘性，有着丰富的隐喻作用。

镜头语言在展现乡村老人边缘性时起到的作用是修饰性的，无论是边缘化的构图、较大的景别还是排斥性的浅焦，镜头语言的使用都是在边缘空间、典型形象基础上的一种“修饰”。它以直接的视觉性，隐喻着乡村老人的边缘性。 

结语

近年来的中国乡村电影深入关注在乡村现代化进城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乡村老人，体现了创作者浓厚的人文关怀与电影作为大众媒介的责任担当。在乡村老人边缘性的具体建构过程中，导演从多维的边缘空间、典型性的边缘形象以及具有隐喻功能的边缘镜头语言入手，多层次、多角度建构出了乡村老人的边缘性。

乡村中的老人与乡土文化和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相连，在乡村转型过程中共同体现出了一定的边缘性。乡村中的老人并非完全不能与现代化相容，只是走得“慢一些”。如何重塑乡土文化和乡村伦理道德观念，合理保障乡村老人的权益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