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耕文化传承与认同困境及其对策分析

作为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国之本、实现共同富裕愿景的必经之路，乡村振兴战略将农业农村问题确立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是我党立足长远、关心民生的一项伟大工程，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走好乡村振兴之路，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以“应时、取宜、守则、和谐”为概念核心的农耕文化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优秀农耕文化的传承与认同，在当今现代化新征程的道路上至关重要。

一、问题的提出

从女娲捏泥造人，到“入土为安”，由于耕种土地为人们谋生的重要方式，因此，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与土地的联结紧密，人们对土地有着强烈的依赖感。人口“粘着土地”，变动仅发生在“大旱大水、连年兵乱”的极端时刻，即使一块土地上的人口过剩而需宣泄出外，也常常是对新的土地进行开垦。农民对土地所抱有的极强的认同感不仅为农耕文化提供了不断发展成熟的土壤，而且对农耕文化的传承链条起到了加固作用。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的常住人口减少，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农耕文化的传承与认同问题显现：乡土社会成员对农耕文化的传承意识模糊；对于农耕文化的文化认同缺失，即失去了“对人们之间或个人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不再“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处于缺乏对农耕文化正确的认知水平与评价方式的混沌状态。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耕作技艺的陌生、时俗节令的淡忘

作为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耕作技艺是农耕文化的直接体现形式。但从代际来看，尽管农村的老年一代熟于运用传统耕作技艺，但身体机能的老化使其难以成为传承主体。部分离开农村的中年一代仅存有相关的儿时记忆，不再从事农业传统生产。对于众多的农村新生一代，传统的耕作技艺成为一种陌生的、遥远的历史性遗物。除耕作技艺的传承与认同在代际间不断减弱外，与农耕活动息息相关的时俗节令的存在感也在慢慢消退。以二十四节气为例，其所总结出丰富的经验是过去人们安排农事活动的直接依据，为农耕社会成员所熟记。但在今时今日，二十四节气仅作为象征性文化符号，很大一部分人对二十四节气的了解和认识程度不深，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庆祝活动被更加现代化的活动所取代，面临着传承的断层问题。

（二）农耕精神的忽视

农耕文化是传统美德的重要源泉，向中国人提出了修身养性的要求。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唯有日常劳作“不违农时”、勤于耕耘，才能得有所获。由于家庭作为农耕活动的单位，因此发展出耕读传家、晴耕雨读的家风文化。耕作活动的集体性使得人们对村落集体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并在长期过程中进一步上升为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引导人们忠君爱国的价值取向。除了对个体、集体产生重要影响，农耕文化还探讨人与自然的相处关系。孟子与梁惠王论政提出不应过度索取农耕资源、秦代颁布有关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田律》，均体现了古人对土地甚至自然的虔诚之感与敬畏之态。以上的理念均属于农耕精神的丰富内涵，这些内涵本身都为人们所熟知，但由于农耕精神的整体概念未得到强化，人们追本溯源的意识仍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农耕精神作为整体的存在感低下，其能够蕴含巨大精神力量的能力被忽视。

（三）自治效能的减弱

尽管传统的农耕社会“皇权不下县”，基层仍然能够形成有序的状态，离不开德治的约束与乡贤的作用。农耕精神浸润于集体性的农事活动中，人们形成共有的道德准则，道德成为维系乡邻关系的重要链条。拥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与高尚的道德情操的乡贤得到乡邻的认可，主持基层治理工作，制定出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乡规民约,构建起了一整套规范有序的乡村伦理体系。而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入，生产方式发生改变，传统伦理格局与道德规范秩序受到冲击，高水平乡贤话语权减弱，乡规民约的约束力不再具有强制性，基层自治水平降低，成为农耕文化传承与认同的阻碍。

二、农耕文化传承与认同困境的探因

（一）传统农耕的高投入与低回报

传统农耕主要依靠人力，“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但辛苦的劳动投入与较显微薄的经济收入不成正比：首先，农业的抗风险能力低下，高温、干旱、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病虫害的频发会对产量造成极大的影响，农民劳心劳力也可能颗粒无收。其次，即使农业增产，也不一定能够带来增收。当应季农作物全面大丰收，由于市场对农作物的价格缺乏弹性，需求量的增加未能弥补价格下降对农民收入的负面影响，最终会使得农民因农作物丰收而收入下降甚至亏损，“菜贱伤农”。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是自我生存的最基本要求、个体发展的首要需求，传统农业可能无法对这一需求做出十足的保障。按照“经济人”假设，理性的个体会做出更经济的选择，随城镇化、现代化的推进，部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不再从事农事生产。一些地区开始采取机械化、集约化的耕作方式，不再使用传统的农耕方式。在更合适的选择面前，新生一代无法将传统农业作为更优的就业选择。

（二）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负面效应

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我国的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加速。建国以来，为优先实现整体的发展，以先富带动后富，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尽管带来了工业化的速度大大加快、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正向反馈，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集中体现为农村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城乡的割裂使农民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作为理性人，农民对农耕文化无法做出传承的动作取向，更无法产生正向的心理认同感。

（三）现代化潮流的冲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逐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村现代化，意味着以现代性的理性法则重构农村传统社会和生活的基本规则。在这个过程中，法理代替熟人社会，成为新的规范；现代文化所倾向的征服自然、物竞天择与在农耕文化所强调的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安己守时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两种文化观的对冲之下，现代文化顺势挤占传统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产生了裂缝。工业化的快节奏加快了生活节奏，社会环境浮躁，快餐文化盛行，也使得人们难以静下来花费时间与精力去接触传统农耕文化。

三、农耕文化传承与认同困境的对策分析

（一）多元化治理主体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兴起，多中心治理成为当今的趋势，强调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社会组织与个人的力量。在农耕文化的传承与认同问题上，强调治理理论，有助于发挥各主体的能动性，促进农耕文化传承与认同水平有效提升。

其一，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农耕文化作为公共物品，其消费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正是由于农耕文化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市场机制在农耕文化服务中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在农耕文化的传承的主导作用。持续完善相关制度的顶层设计，给予农耕文化更多政策上的资源倾斜，持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不动摇，在当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的过程中使传统农耕文化得到充分有效的扶植，是政府的责任与义务。其二，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民作为农村的主人公，是解决农耕文化传承和认同问题的主力军。首先应鼓励新时代乡贤担起传承农耕文化的重任，积极参与乡村治理。进而通过新时代乡贤的头雁作用，带动广大农民农耕文化的传承问题上与政府决策共谋、发展共建、效果共评、成果共享，共同缔造的有效参与，对于提升农民传承与认同农耕文化的自主意识具有者正反馈作用。其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组织是保护农耕文化、提升农耕文化的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社会组织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社会组织的相对灵活性与自由性使其能够对社会问题做出迅速的反映，在资金的的筹措上较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也更具优势，能够为推动农业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切实和有价值的支持。

（二）挖掘农耕文化的经济价值

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化宝库，农耕文化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对这些资源加以深究与开发，有助于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产业振兴的实现，能够进一步带动农耕文化的传承与认同。

其一，提振文化产业，增强文化自信。挖掘地方农耕文化特色，提炼传统特色农俗、特色农居、特色农产等农耕文化资源价值，打造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现代化，创新发展动能，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科学管理理念，为创意人才、管理人才提供平台，推动科技下乡、人才回流。深度打造文旅融合，打造休闲农业，通过旅游业的辐射作用，进而带动农业、餐饮业、加工业、康养产业的全面发展。“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畅通投资渠道，为文化产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将乡村盛景转化致富增收的重要途径。其二，着力智慧农耕，唤醒文化自觉。智慧农业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要素，通过将互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实现农业信息感知、 定量决策、 智能控制、 精准投入、个性化服务的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农业信息化发展从数字化到网络化再到智能化的高级阶段。 智慧农业能够实现生产的智能化、集约化、现代化，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增效增收，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有利于解决农业“投入高收入低”的困境，帮助农民实现身份认同，增强其获得感，带来乡村的繁荣希望。

（三）提升农耕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水平

通过丰富文化服务，增加文化产品供给，能够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打造农耕精神的传承载体。

其一，重视地方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断提升技术手段，赓续中华农耕文脉；于农耕文化资源较丰富的片区补充建设农耕文化展馆，供公众学习参观。找准亮点，打造沉浸式游览体验，讲好农耕故事。其二，大力举办农民丰收节，将农业展览、农产品展销、农民才艺表演等农耕文化活动办美办好，从而以农民丰收节为媒介，展示农村农业发展盛状，增强农民的热情与信心，帮助农民实现身份认同，为形成“人人崇农、人人护农”的社会氛围推波助力。其三，通过文艺作品多维度多方位传播农耕文化，提升农耕文化影响力。优秀农耕题材影视作品具有文化底蕴丰富、精神力量强大的优势，能够带动更多人走进农耕、了解农耕，走入田间，躬耕实践。通过创新文艺形式，将农耕文化与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形式相结合，使农耕文化得以与其他先进文化共通共融、协调发展，焕发出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

（四）扎牢教育阵地建设

教育作为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具有着传递和保存文化的功能。青年一代对于农耕文化的认知水平，极大程度影响着文化的传承与认同水平。农耕文化的传承与认同与否，关键在于新生一代能否发挥好桥梁作用。其一，丰富理论教学。将基本的农耕文化常识融入到教材之中，用课文、插图的方式呈现。在教学大纲内，根据不同地方的特色设置农耕文化的地方性课程、校本课程，并进行相关的教材编写，做好课程、课时的安排。其二，注重实践教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助于更真切生动地学习农耕文化知识。除理论教学外，校方应积极开展农耕文化实践教育活动，到实践基地开展研学活动、带领学生亲自体验农耕活动，并设置相应的学分、学时安排。其三，充分发挥“产学研一体化”潜力。教育的功能不仅是传递人类已有的科学知识，而且肩负着农业科学、产生新的科学知识、教育的任务。高等学校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具有开展教学、科研、生产于一体化的能力。通过加大对农科院、农业类高等学校及农业专业的扶持，为农业注入创新动能，能够有力解决传统农业的“高投入与低回报”问题。高校智库最为最重要的智库资源之一，可因地制宜地为当地农耕文化传承与认同提出对策。

（五）优化乡村人居环境

井然有序的生活气息，有助于唤醒人们的“乡愁”，对乡村重新产生归属感，转向对农耕文化的回归。因此，要使农耕文化得到传承与认同，乡村宜居不可或缺，这是农耕文化得到能够得到认同的重要密码。

其一，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扫清障碍。包括但不限于提升道路硬化水平，完善电力和通讯网络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优化建设等，使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是乡村宜居的最基础要求。其二，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提升村民的生活幸福指数。扎实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待军人与文体服务的保障，满足村民的个性化需求，提升其满意度。其三，整治村容村貌，建设绿色乡村。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观是农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当下，农耕文化的传承与认同与乡村振兴的生态宜居目的耦合，在建设美丽乡村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实现生态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