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符号和民族形象研究 ——以塔吉克族为例

1 研究背景

1.1 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研究

《社会心理学词典》（1988年）将文化符号定义为能超越事物本身的形式而代表某种意义与价值的事物的物质实体。在符号学角度，文化表现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创造并共同认可、使用的代表性符号。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或象征性，在其意指系统上凸显出悬浮其中的文化内涵与精神。[1]

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国文化中深层次的凝练标记，指的是各民族经过分合凝聚和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具有中国意蕴、代表中国特色、彰显中国形象的象征符号。[2]由于中华文化的大家庭包含着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各民族文化符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民族文化既有民族特性，又有中华文化的共性，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所形成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符号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标识。[3]因此，尽管中华各民族具有不同的特色文化符号，但其内涵必然具有同一性，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各民族的文化符号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内部传播时，展示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统一性中的多元特色，在对外传播时，则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已有研究指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作用在于让人民加强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树立起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对内能够增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对外则是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

1.2 民族形象研究

与中华文化符号一样，中华民族形象也来源于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建构。中华民族形象是指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呈现的整体形象，是经过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相对稳定且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文化符号系统。[4]理解中华民族形象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等内在品格，二是中华民族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式与特征等外在表征。[5]内在品格是外在表征的根基，外在表征是内在品格的表象。

民族形象建构与民族关系处理二者紧密相关，少数民族形象的呈现与传播建构具有分散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对少数民族形象的认知具有自发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等特点。[6]因此在构建少数民族形象的时候要注意个体、族间关系以及民族国家的认同。

各类渠道的传播，例如公共外交、大众传媒、各级各类组织机构、人际传播等，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十分重要。尤其是大众传媒，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引导力。人际传播显示出强大的新力量，社交媒体平台不断增强其影响能力。

1.3 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与民族形象塑造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是多元一体的历史存在，既是客观现实的存在物，又是精神文化的存在物。[4]两者共同彰显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凝练的内核象征、民族形象是民族精神外化的直观展示。[7]中华民族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正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诠释，通过中华民族精神统一起来，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共生共融，也能够对外树立起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符号与形象是由各个民族共同塑造的，是中华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精神风貌与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有着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4]因此在塑造文化符号与民族形象时，要寻找各民族的共鸣，注重选择民族间共享的符号与形象。

已有研究从四个方面设定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与民族形象塑造标准：体现各民族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共同记忆；由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创造、共同认可；承载着各民族的共同情感、共同精神、共同价值理念；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精神风貌，彰显中华文明范式的独特性。[7]

1.4 少数民族文化符号与形象研究价值

当前研究主要着眼于宏观视角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与形象，对各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研究不够深入。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在研究中不应当只强调共性，而应当也突出少数民族特色，有了各民族的个性文化与形象，才能在其中更多元地挖掘代表中国形象的新元素，丰富对外传播素材。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众多，本身的文化与特性复杂多样，缺乏整理与研究。尤其是人口少、地域偏、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缺少足够的研究关注，其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待进一步提升。

当前的传播环境发生了新变化，全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社交媒体当道，在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与塑造民族形象的研究中，将更加重视新环境下抓住机遇进行创新，重视在新的环境下带来的冲击，例如民族经济发展差距带来网络话语权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