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市场监管理论综述

一、国外市场监管理论的发展背景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他认为个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将达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因此，若想要经济良好发展，必须反对国家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财富增长与社会发展。其中公共利益监管理论就是从“看不见的手”出发，在市场失灵的基础之上论证政府干预与市场监管存在的必要性。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自由经济理论受到冲击。面对市场失灵问题，凯恩斯提出允许政府调控经济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自由的基础之上政府可以进行适当的干预。此时提出的政府干预便是公共利益监管理论发展的来源之一。[]公共利益监管理论以市场失灵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是市场监管理论的逻辑起点。

公共利益监管理论主张假设通过政府监管来实现资源更优配置，满足公共利益，提高效率。然而后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此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公共利益监管理论并未对监管什么、如何监管、监管效果如何进行分析。这些质疑使得市场监管理论沿着两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利益集团监管理论，另一方面是激励性管制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利益集团监管理论得以迅速发展，最早的利益集团监管理论是监管俘获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机构可能被利益集团所俘获，从而无法实现监管目标。在此基础上，施蒂格勒提出了监管经济理论，将政治观点融入到经济学的框架中分析监管是如何产生的。传统监管理论忽视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市场监管效率低下。随着信息经济学发展以及对提高市场监管效率研究的深入，监管中的激励问题逐步浮出水面，进而发展了激励性管制理论[2]。

20世纪60年代，人们逐渐对传统监管理论提出质疑，经济学家纷纷证明其无效率，在此背景下，放松规制理论得到经济学家的认可，可竞争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逐渐被发展起来的。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可竞争市场理论逐步系统化、正式化。

二、国外市场监管理论的具体内容

（一）公共利益监管理论

公共利益监管理论可以溯源到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于20世纪70年，由芝加哥学派冠名。该理论是市场监管理论的逻辑起点，把市场失灵作为监管的动因，把政府看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张通过政府监管来解决自然垄断、负外部性、交易信息不对等市场失灵问题，以维护公众利益，提高社会福利。

公共利益监管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该理论认为，对于行业内的自然垄断问题，政府可以通过价格管制和准入管制打破垄断[3]，优化竞争；对于负外部性问题，政府可以通过额外征税补贴等手段来使外部性问题内在化；对于交易信息不对等问题，政府可作为第三方机构强制交易信息向弱势买方转移。二是寻求“最优”方案矫正失灵。例如：治理自然垄断的边际成本定价———杜比特-霍特林模型、最优偏离边际成本定价———拉姆齐-布瓦特模 型、回报率管制等价格管制方案等。

公共利益监管理论的出现，解决了部分市场失灵问题，推进了市场监管理论的发展[4]。20世纪60年代，随着市场监管范围的扩大及数学模型、计算机科学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经济学家试图检验政府监管的效果，在检测中经济学家逐渐对其理论及实证研究提出异议，并对其提出批判。批判主要包括范式批判、实证批判两个方面。从范式角度分析，共公共利益理论提出的政府监管处于公共利益这一假设存在缺陷。其一、公共利益理论假设监管者是利他主义者这一观点过分强调监管人的道德与素质，忽视了监管者的个人利益。其二、公共利益理论假设监管者可以无障碍实施监管这一观点忽视了监管者运用监管工具需要花费成本，需要在各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与取舍。从实证角度分析，施蒂格勒和弗里德兰通过对电力行业价格管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监管并没有实现公共利益理论所预期的效果，实践中的管制并无效率,管制的产生也不完全是因为市场失灵,政府监管也不完全处于公共利益。

（二）利益集团监管理论

在对公共利益理论进行监管效果检验后，部分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引发政府监管、监管者出于公共利益实施监管这两观点提出质疑，并开始认为市场监管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产生[5]。此时，利益集团监管理论应运而生。最初的利益集团监管理论是监管俘获理论，该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对于政府实施监管具有较大的想象力，市场监管是基于利益集团需要而产生的，或者监管机构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将会被利益集团所俘获[6]。

1971年，斯蒂格勒在《经济监管理论》一文中解释了利益集团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奠定了监管经济理论的基础。他解释到：“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经济人，利益集团需要利用公权来提高地位，政府提供监管政策获取利益，市场监管则可视为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渠道”。文章中他还对监管的受益者、受损者、监管方式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

1976年，佩尔兹曼在其发表的论文中对利益集团控制监管者的机制及原因进行了解释，进一步完善了监管经济理论。监管机构拥有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权利并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全过程。被监管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社会资源必将联合起来建立行业协会等机构，组建利益集团，利用合力与监管机构进行谈判。因此，利益集团规模越大对监管者俘获的可能性也就越高[7]。

利益集团理论破解了监管者利他主义的假设，从理性经纪人的角度分析政府进行市场监管的原因，较好地解释了无效监管的现象。但该理论过于重视利益集团的影响，忽视了政府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并且无法解释“放行管制、以及监管者拥有的的自由裁量权等问题”。

（三）激励性管制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家发现传统市场监管理论并不能合理低效率问题。伴随着传统管制理论的失效及委托代理理论 、博弈论 、激励理论信息经济学等理论的发展， 激励性管制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政府管制失灵是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如果在监管者与企业之间引入委托-代理理论, 给予被监管者一定激励，方可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低效率问题[8]。

与传统市场监管理论不同，激励性管制理论的行为模式是在放松管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主张监管者对企业行为实施过多的干预，而是论强调在监管者与企业之间构造一种激励机制，激励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整个社会利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激励性管制类型种类繁多，其中最常见的包括使得企业间相互竞争的特许投标管制和区域间比较竞争管制；追求利益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公平分配的延期偿付率管制和利润分享管制；给予被管制企业报酬的延期偿付率管制和利润分享管制。以上激励性管制类型中，价格上限管制最为广泛应用。

巴伦与梅耶森的研究发现,当企业比管制者获得更多信息的情况下，管制者若想实现效率，必须要给企业留信息租金，然而信息租金必将带来社会成本，降低效率，因此效率与租金是一个矛盾体。针对这一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解决方案[9]。其中包括，信息不对称下的洛伯和马盖特管制模型；巴伦与梅耶森存在逆向选择情况下的管制模型，后由萨平顿、巴伦和伯圣科对该模型进行扩展；萨平顿和西布利提出了多时期激励模型—增量剩余补贴方案；拉丰和梯若尔存在存在道德风险情况下的的委托—代理模型等激励性管制模型。

（四）可竞争市场理论

可竞争市场理论开始于1981年，由美国著名新福利经济学家鲍莫尔首次提出，1982年，鲍莫尔与帕恩查、韦利格联合出版了《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从而使得该理论得以正式化、系统化。20世纪后期，可竞争市场理论成为西方国家放松管制的重要基础。

可竞争市场理论是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而提出的一种理想化的市场状态。该理论假设只要人为地消除市场进入与退出的壁垒，消除沉淀成本，那么进入市场与退出市场皆是完全自由的[10]。当进出市场完全自由时，潜在市场进入者便会对市场内各企业产生威胁，迫使市场内企业充分竞争，约束市场内企业实行竞争性定价，市场的超额利润便不复存在，政府也不再需要进行市场监管。

如果现实中的市场符合以上假设，那么仅仅依靠潜在市场进入者的力量便可实现价格管制，政府无需进行额外监管也可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真实的市场难以实现进出自由，因为该理论所依据的假设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忽略了现实市场的动态性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虽说可竞争市场理论本身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但其仍对传统的市场监管理论形成了巨大挑战，为政府进行市场监管提供了思路与路径机制，同时也促进了放松规制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与应用。

三、结语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梳理了国外市场监管的理论，对中观微观层面的各市场监管理论并未进行详细梳理，例如：揭示政府失灵的表现和原因的公共选择理论；主张运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问题，使得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运用市场机制理论；针对公共利益理论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反而促进私人利益而提出私人利益理论；坚持政府能够在公共利益与利益集团利益之间保持独立并寻求平衡的监管政治理论；因司法制度缺失，司法体系无法解决市场内的问题而提出的监管型政府理论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跨国交易与互联网交易愈发频繁，市场监管的难度也逐步增大，给监管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纵观国际市场监管的变化发现当今的市场监管的主体更加多元化，监管手段更加多样化，监管方式更为灵活多变，并逐步向放松经济性管制加强社会性管制方向发展，目前，全球正处于“互联网+”的时代，将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市场监管之中将成为市场监管理论的新突破，“互联网+市场监管”也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