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纪录片的“中国式”美学建构： 基于纪录片《中国》的解说词分析

20 世纪 30 年代，导演约翰·格里尔逊发起了英国纪录片运动，开创了“解说词+画面”的纪录片模式，解说词自此成为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直接电影”“真实电影”的出现，格里尔逊式的解说在欧美国家遭到强烈地批判和否定。与欧美国家鄙弃“上帝之声”解说词的态度不同，“解说词+画面”模式在中国广受欢迎并影响深远。“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整整30年时间，都在流行‘解说+画面’式纪录片，经过短暂的90年代的‘弗拉哈迪时代’之后，21世纪又迎来一个新的‘格里尔逊式’的风潮。”[1]对于历史纪录片的创作来说，即使创作者所准备的历史影像资料、拍摄的画面再丰富，再精美，毕竟也是零散无序的，纪录片需要借助文字语言对这些素材进行“创造性的处理”，串联起来，从而形成完整的叙事。

历史题材纪录《中国》同样采用解说词的方式，但它的解说词风格不同于格里尔逊用作讲坛上宣传的工具，而是主动将纪录片解说词的“纪实”本体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相对接，平衡审美与纪实、融和喻理与史实，呈现出历史纪录片浓重的本土色彩和求“善”、求“美”的美学倾向。所以，本文力求以历史纪录片《中国》解说词为局部研究对象，从其纪实性、审美性、喻理性三个角度进行梳理，以小见大，推及历史纪录片乃至中国纪录片的本土化的重要议题，探索历史题材纪录片的“中国式”美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