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苦难，我之丰碑”：中国医疗纪录片媒介伦理问题探析

桑塔格指出，“即使摄影师们最关心的是镜子式地反映现实，他们还是会被趣味及道德感的无言的规范所驱遣”。[1]纪实影像记录历史、触摸生活真相，但不因切中社会痛点便天然地具有伦理审视豁免权。自2014年起，我国开始涌现医疗类纪实影像作品，这些作品力图探寻生命与意义，通过身心隐私、苦难叙事、医患关系、家庭关系等张力关系的选择性呈现来挖掘医患生命故事。医疗纪录片通常采取固定机位镜头的定点式拍摄和摄像师实时跟拍两种拍摄方式，不预设镜头脚本或情节，属于纪录片中的“观察”模式。该模式“通过观察我们的社会，通过观察事件是如何真实地发生的，从而发掘我们社会重要的一些面貌，而不是拍摄人们所抱持的想象事情应该是如何发生的社会影像”。[2]考虑到我国主流叙事对受众口味及偏好的影响，医疗类纪录片往往立于人文关怀之道德高地而占尽“口碑红利”，很少被放在影像伦理和健康伦理的范畴下审视，这无疑是当前中国纪录片批评话语中缺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