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勋与乾隆朝政治

一、政绩作为

1、西域图志与四库全书

为巩固边防，有效管辖边疆，加强对边疆的管理与了解，以及弥补边疆缺少志乘的遗憾，乾隆帝决定修著一部官方志书。乾隆二十一年（1757）“自军营至伊犁，以抵哈萨克，率汉唐来匈奴西域地。其山川部落，前史类多舛误。盖外藩本无载籍，史官无所征信，又未尝亲履其地，惟藉传闻，而方言口授，轻重缓急间，语音顿异，况复时代迁移，益难追考。”以前因边疆战乱频繁，无暇顾及。“今已擒贼奏功，刘统勋在军中无所职掌，当专办此事。著传谕刘统勋会同何国宗前往。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咨询睹记，得自身所亲历，自非沿袭故纸者可比，数千年来疑误，悉为是正，良称快事，必当成于此时，亦千载会也。”《皇舆西域图志》全书五十二卷，全书包括有关对西北用兵的御制诗文、新疆的自然地理、民族风情、军政经济等。刘统勋与测绘队踏遍天山以北地区，获取了大量实地测绘资料，皆被采用于《皇舆西域图志》中。《皇舆西域图志》成为后来新疆地图的蓝本。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乾隆帝认为现在办理《四库全书》，卷册浩繁，必须多派大臣，董司其事，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福隆安等人被著为正总裁。并且刘统勋上疏“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博，必须斟酌综核，方免挂漏参差。请将现充纂修纪盷、提调陆锡熊作为总办，增加纂修与考订人员，更资集思广益之用”。刘统勋举荐了《四库全书》的主要编撰者纪昀与陆锡熊，为《四库全书》的编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2、治水能臣

乾隆元年（1736）十月内阁学士刘统勋随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及治水之法，为后来治水积累了经验。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刘统勋被任命为漕运总督。刘统勋走马上任之后，亲临河道勘察河势，查看水工，开启了自己督修河道、治理水患之路。乾隆十三年（1748），运河涨水，以致黄河下游出现灾情。刘统勋与大学士高斌奉命巡查山东的赈灾情况，并勘察河道。针对此次灾情产生的原因，高斌以及刘统勋提出应修整六处“一、德州哨马营之滚水坝，宜酌减落低，以消漳卫盛涨。二、海丰县之马颊河入海处，宜疏导沙淤，以消分流水势。三、聊城县之徒骇河减水坝东，宜开挖淤塞，以消汶水北流盛涨。四、东平州之戴村，三坝由身高下不一宜将玲珑、乱石、二坝，酌减落低。五、济宁州泗水下流之董家口，已成河形，宜顺入迤东之白马河。六、沂州府属之江枫口系沂河顶冲之处”。降低德州哨马营和东平戴村两处堤坝的高度，提升沂州江枫口两处堤坝的高度，拦截河水，防止溃坝和水灾。疏导聊城人工开挖引导黄河水的支渠—引河，将运河洪水通过引河分流注入大海。分流洪水、加固关键地方的堤防，不仅让运河洪水化险为夷，而且减轻了山东的灾情。这次治水展示出了刘统勋的治水能力和智慧。

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黄河决口河南祥符县、山东曹县等多地，共漫决二十六处之多。朝廷著大学士刘统勋、协办大学士公兆惠督率查办，及时堵筑漫口。杨桥决口夺溜经由尉氏县之贾鲁河，十分之七经由惠济河十分之三均入淮汇湖。杨桥夺溜后，下游断流，危害最大。刘统勋等人认为应该于上游原河身内，先挑引河一道，分减缺口水势。开挖引河掣挽大溜以杀水势之法与乾隆帝不谋而合。八月刘统勋上奏，开放引河，形势已成。乾隆帝赞曰：“看来此次刘统勋等所办杨桥工程，较之从前张家马路漫工，竣事更为迅速，可见大工之集，全在董理得人，则事半功倍，非必帑费工多”。在此次治水中，刘统勋勤勤恳恳，实心任事。“及闻刘文正临工执事，人员休惕不安，盖公之威望足以慑其气，清声足以服其心矣。及公至法令严明，人不敢逾其期，料物源源毕集，将弃战兢从事，而公于疑难时必以身先‚每下一绿，亲立塌头，旁观莫不震动而公处之泰然怡然，是以万夫勤办，兵将用命，趋事如将不及，进啼傈傈畏惧，惟恐或失……”。杨桥漫工于十一月初一日己时合龙，河流顺轨，筑大堤二百七丈。乾隆帝龙颜大悦，于工所建立河神专祠，岁时祭享。并称赞刘统勋等人董率有方，工程迅速，酌量赏赉，以示鼓励。

3、刑部办案

乾隆元年至乾隆六年，刘统勋任刑部侍郎。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刘统勋任刑部尚书。深扎刑部多年，刘统勋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并且署理过陕甘总督，对基层有一定的了解。刘统勋在任期间不仅多次出差治水还多次出差办案。腐败一直是困扰清代河防的重要问题。河防中的腐败尤其表现在工程方面。每遇河道决口，要花费大量的银子，但是收效甚微。乾隆曾说“外省工程办事，概多迁就虚浮，河工尤甚”。乾隆十八年（1753），高斌上疏“洪泽湖泛溢，邵伯运河两闸冲决，铜山等邑被淹颇宽，高邮、宝应、兴化诸县被淹浸，车逻坝过水至四尺有余，而下游被水必重，田庐必有灾伤”。而布政使学习河务富勒赫奏“臣奉命查勘萧砀一厅及外河、山安两厅，始知各厅将岁修抢修钱粮，任意亏空，以致工料无措，应请敕令高斌、张师载、逐一核实清理并亏空误工各员，严参治罪”。乾隆帝署尚书策楞、尚书刘统勋命往江南，会同高斌查办事件。经过深入调查，策楞与刘统勋等人疏发“外河同知陈克浚、海防同知王德宣亏缺皆至二三万。通判周冕，应办物料，全无贮备，以致二闸被冲”。[乾隆帝认为高斌和张师载毫无觉察，平时捏饰徇纵，置之不问，将其二人革职，留工效力赎罪。其余侵帑各员，俱著革职查问。至九月，又发生黄河在铜山县张家路决口，冲开缕堤越堤一百四十余丈的险情。乾隆帝认为当时秋汛已过，何致冲决河堤，其中必有情弊，命策楞与刘统勋彻查此事。经过调查后，策楞与刘统勋等人奏称：“铜山县堤工溃决，概因同知李焞、守备张宾共同侵吞工帑，且七月就有迹象二人并未及时分报，直至堤头坍卸，始行具报，以致漫溢”。乾隆帝震怒，将李焞、张宾二人正法，高斌、张师载二人绑赴行刑处所，令其目睹李焞、张宾行刑，再行宣示恩旨释放。为应对河务中的腐败，乾隆十九年正月，刘统勋奏请河工衙门办公项银应立章程永杜浮滥。河工一切公项之用每年约共银三万余两至五六万两不等，乾隆五年前河臣高斌奏明造册送部修案凡有动用自应遵照达部册内议定章程核实办理。刘统勋等人查河臣堪工盘费修理等项，每项需银数百辆至千余两不等，执事银二三百两不等，计其需用最多之年约不过六千二三百两而止。乾隆十一年以后至十八年用至一万二千余两至两万五千余两较从前达部数目每年多用五七千两至一万九千余两不等以致将本款用尽，又将存库水利余平银五万七百余两用讫无存。而工纵有次数多寡之不一修理虽有大小修拆造之不同，但不应年多一年毫无限制。河库道每年有修理天平衙属等银300余两至400余两不等，自十四年以后用至900余两，较前多用银百四百余两。刘统勋等人认为此项银两，虽属公项，岂容任意浮糜。办公之项必须立定章程方可永杜浮滥。于是向乾隆帝提出：“江南河工经费，其有定款定数者，仍应照数支销，其有定款而无定数者，以乾隆五年报部之数为准，除现在协办河臣二人，各分给五百两以资公用外，其河臣勘工盘费及修理廨舍工食犒赏等项，准其动支银五千两，按月支给。河库道修理天平库署等项，准其动支银五百两，均听各该处自行通融办理。其无定款定数者，照耗羡章程，遇有动用之处，令河臣奏明办理”。对河工经费做出一定的限制，可以减轻其带给国家财政的压力，防止河工侵吞河帑，在抑制河务腐败方面有一定效果。

乾隆三十年( 1765) ，刘统勋奉命以大学士身份管理刑部事务，地位在堂官之上，掌管着部内的政务以及人事权。刘统勋管部的时间很长，且影响极大，具体表现在对刑部的规章制度以及刑部风气的影响。乾隆三十七年（1772），刘统勋等人对各司秋审略节的拟写进行了程序化的规范，拟定十八则，称为《摘叙略节条款》。此举使秋审册看起来统一、简明、清晰，避免遗漏关键信息。刑部差事清苦并且艰巨，刑部官员做到操守清廉实为不易。一个部门的风气端正与否，与长官息息相关。而刑部在乾隆中期刘统勋担任管部大学士起，就树立了重官箴、励操守的风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