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以羌族起源神话和盘瓠神话为例

一、族群认同理论

首先是泰弗尔和特纳等人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此理论严格来说不属于“族群认同”的理论范畴，却为西方对于族群认同的研究勾勒了范围，打下了基础。“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在融入社群发生社会认同需要经历类化、认同和比较三个心理过程，它着重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以及此过程带来的心理认知和情感体验。不仅于此，西方的族群认同理论基础还来自于文化适应论、文化冲突论和精神分析论。学界关于“族群认同”的研究提出的解释理论主要有：凯斯的“辩证阐释理论”、原生论、族群边界理论、威廉斯的“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建构说”、情境论以及以纳罗尔等人为代表的“文化论”等。其中，以希尔斯、范·登·伯格以及格尔兹等为代表的原生论学者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先赋的血缘、身份和文化背景，是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情感纽带，语言决定着不同族群的思考模式，并且认为此种逻辑下的族群认同是可以超越地理阻碍和跨世代传承的。笔者认为原生论过于强调血缘、宗族等先天因素，实际上等同于上文的种族对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而忽略了文化特质的作用，也并未把师姐和空间纳入认同变动的考虑范围，是不具有动态眼光的。情境论，又被称为工具论，代表学者是德斯皮斯、哈尔德及柯恩等，主张族群认同是族群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分配不均时，为适应时势、趋利避害，进行资源竞争的工具。我国学者王明珂也认为族群认同与资源竞争有关，他认为族群认同是承载着文化特质并借此表达族群身份的工具，在他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提出强调族群边界、祖源记忆、情感与文化维系的综合性族群概念。笔者比较赞同情境论和文化论，因此本文以羌族起源神话和盘瓠神话为例，试从凝聚历史记忆的神话传说此文化特质的角度论述其在维系或影响族群认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二、族群的主要文化特质

在人类学研究中，种族和族性是区分人类社会和文化差异的两大基本概念。其中，种族属于体质人类学的讨论范畴而族性属于文化人类学的领域。具体来说，同一种族指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经常地在内部进行婚配和繁育的人群。笔者与同大多数学者观点相同，认为将种族与族性相提并论作为划定族群边界的参照没有太大意义。首先，我们知道人类这一物种内部并不存在生殖隔离，各族群甚至各种族之间都存在大量繁殖的证明，因此不同种族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同种族之间的体质特征也并非泾渭分明。其次，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地是各种族的遗传性体质特征是在历史进化过程中为适应其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自发演变的，而非能力或智力上的不足，没有哪个种族在某方面存在绝对优势。最后，即使每个种族的基因相同，过去和现在依据种族和体貌特征区分人群，甚至公开定义不同种族的行为方式与能力，从而造成或加重大众刻板印象甚至推出种族主义大有人在。美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心理学派的米德以及苏联的民族学家都坚持反对种族主义，主张民族平等。由此可知，种族是平等的，各民族文化发展水平是不同的。而这些文化特质就是我们所说的族性，是族群的主要特质，族群最主要的特质为起源神话与族界标识。

三、起源神话

族群起源神话对于任何族群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作用是通过凝聚共同的血缘、世系等族群的原生维度，构建和维持本族群的族群认同。族群起源神话是部分本族群的“集体记忆”以该族群所规定、接受并推广为“历史”世代相传，王明珂称之为“根基历史”。它们构述了该族群的起源记忆和历史流变，并以此界定不同层次的族群成员及其间的区分。它们为各族群成员奠定、共享着一种根基性的情感，由此传播并强化成员间的好比同胞手足的情感与经验，也满足了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族群起源神话的内容囊括先民劳动生活的方方面面，战争却作为关键主题被强调，从而顺理成章地区分“我们”和“他们”。

以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里的羌族为例，羌族内部存在的上述区分不仅包括国家规定的民族分类与行政划分下造成的认同与区分和当地原有的沟、寨认同与区分还包括阶级、性别和世系认同与区分。羌族族群成员及其间的认同与区分是不尽相同的，这是由于他们所处于的社会层次不同、地域环境不同以及与外界的接触度不同所导致的。

例如生活在深沟村寨中，由于交通困难而常年被孤立在外界的老人口述的羌族起源故事是有着许多不同版本的“弟兄故事”，而生活在城镇、街市和乡上相对见多识广的羌族知识分子却热衷于谈论“羌戈大战”或是自称为“大禹”的后裔。“羌戈大战”讲述的是：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羌人自西北向南迁徙的过程中遇到了一支定居四川岷江上游名为“戈基”的族群并产生了冲突。在斗争过程中，羌人得到了神的帮助和祝福，最终获得胜利，历经磨难终于定居于此。实质上，相较于老人讲述的“弟兄故事”，羌族知识分子试图在族源新说所追溯的羌族认同仍然属于一种“弟兄故事”，只是范围相较下更大许多——前一个故事所建构的羌族认同范围仅限于讲述人所生活的那条沟及其所包含的村寨与城镇内，而后者的范围正好包括当今所有的羌族县，以及羌族知识分子想像中其居民过去应是羌族的地方。羌族知识分子用实例印证了本尼迪克特在《想象的共同体》所论述的观点：建构民族认同，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想象的程度上，是传播能力下与素昧相识的他人心理建构出的共同认同。

新老辈羌族的重述的族源神话阐释了各寨村民的祖先起源与彼此之间的祖源关系，也体现了族群内部存在着不同认同。新老一代的对比揭示出族群认同的变迁，这是因为族源记忆发生改变，衍生出不同的版本，并随着一代一代的传承积淀出的客观存在如：口述、文字、纪念物和主观认同意识而悄然改变。而族群成员在此过程中为保存历史记忆而做出选择，呈现为集体记忆和结构性失忆，羌族认同的边界也随之被塑造。而羌族认同变迁的深层原因正是资源与权力的争夺。为什么这样说呢？羌族知识分子口述的起源神话版本不止有“弟兄故事”“羌戈大战”，还有自称为“大禹后裔”的“英雄祖先历史”。之所以羌族知识分子有意识地选择在原有的族源神话中建构并认同此混合性“历史”，在羌族民众对于生活在不同区域位置的称呼中可见一斑。在我国五十年代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各条沟中的村寨民众并没有自己是如今定义上的“羌族”的意识，也没有一个囊括所有羌族成员的族群认同和自我族称。现实情况是每条沟的成员都自称为“尔昧”（羌人），并称呼位于他们沟上游更相似于藏族的所有人为“识别”“费儿”“黑水宝”（蛮子），下游被认为“汉化”的居民则是“而”（汉人）。而中游的自称为“尔昧”居民也同样地会被居于下游的居民视为“识别”“费儿”“黑水宝”（蛮子），也会被上游的居民视为“而”（汉人）。这便是如今羌族族群内部经常用来自嘲、调侃的“一截骂一截”，他们将这种现象归结于语言和祖先：“是否能说一口话”，是否为同一根根（血缘）的人群。而究其原因，羌族知识分子是青年人，比老人的羌族认同更强烈，同样更强调区分，这点在“英雄祖先历史”上得到证明。它强调战争和冲突清楚地将征服者的后裔和征服者的后裔区分开，将“土著”正统居民和“新移民”区分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起源神话，即选择后的“历史记忆”的背后是权利与资源的抢夺，历经时间流逝中的延续与变迁而强化或改变着族群认同。

四、族界标识

族界标识是族群的另外一个基本特征。如何判定一群人是否能合并起来成为同一族群或是判断某人是否为一个特定族群中的一员，需要通过其所处的文化中的某些方面进行考证。如：神话传说、信仰、姓氏、语言、服饰、特有的体质特征或是生活方式等都是辨别族群成员的认同标识。这种认同标识的某一方便，倘若我们将所有的文化特征称为集合，那么可区分某族群的某些文化元素则为子集（即族性），即使有些单个的文化元素会呈现一种跨时间、跨地域、跨民族甚至族内分化的特征，如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生计方式不同、语言不通、衣食住行也有区别，但这整个子集——认同标识的集合是互不相同且独属于各个族群的，这些用来指示身份、将人群分类的显性因素, 就被称为族界标识。

以神话传说为例，脱离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们认为神话传说荒谬不可信，但尽管神话传说与正史有想象夸大和创造的距离，其中一定是架构在历史之上的，存在历史的影子。徐旭生认为神话、传说虽有虚构，但有“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因而族群个体的历史记忆可以看作神话传说的变形。

盘瓠神话为大部分瑶族信奉，而布努瑶支系信仰的创世神是密洛陀；盘瓠神话不仅流传于瑶族民众，苗族畲族也是主要承载力，展现出不同的演绎；盘瓠神话主要以口头表达存在，而谱牒书写、图像描绘与仪式展演同样是这一神话在各族传承下来的关键。不仅如此，盘瓠神话还体现在瑶族服饰的图纹、颜色和样式上，盘瓠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由此得以传递和加强。比如，瑶族服饰在早期便已展现出“好五色衣”“尾形制”的特征。而绑腿、包头等服饰特征则来源于传说中的故事情节：盘瓠与三公主成婚,婚后三公主期望将盘瓠变为人,高辛氏告诉女儿,只要将盘瓠放在蒸笼里蒸六天六夜就可以将其永远变成人。可公主在还差最后一天时就打开了蒸笼,结果盘瓠未能完全变成人,在前额和小腿上还有狗毛,因此就有了瑶族包头与绑腿的服饰习惯。这些都体现了文化符号的跨地域性、跨民族性以及族内分化性。而文化符号在维持族群边界和凝聚族群认同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姓氏既是同姓人融入同宗的标志也区分异姓群体的标志。姓氏作为文化符号之一，明显作用于瑶族的族群认同和构建、维持族群边界的过程，因此可被看作为证明其族籍的一种象征符号。盘瓠神话里讲到，盘瓠得到犬戎吴将军头，得到高辛帝张榜许配的公主。为远离非议，盘瓠背负公主去往高山峻岭生活，诞下六子六女，而后自配为夫妻，这便是瑶族十二姓的先祖。又有一说是有十二始祖，也是六男六女，从汉族皇帝那里取得赐姓，后来在渡海时遇到灾难, 只有这十二姓姓的人们受到盘王的恩宠, 才得以生存下来。由于民族史上的这一事件,终于形成了一种姓的联合的契约共同体。因此，古往今来，瑶族在初次见面彼此寒暄时，总喜欢询问对方的姓氏, 以便互相确定对方是不是瑶族。泰国瑶族当他们把自己和其他民族明确区分时, 自称为“十二姓瑶人”,但现今泰国瑶族却至少有15种姓氏。在中国，这十二个姓也与当今现实存在不一致，而更有可能因为是特殊数字有其象征意义而被瑶族先民重构为心中的典范化历史。数量为十二，可能对应着年复一年的十二个月的自然周期，其中可窥见传统华夏文明的影响痕迹。就华夏传统文化而言，十二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历法有十二支、占卜有十二神、明堂分十二室、佛教有十二因缘、音乐分十二律等。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虚化”的数字形式被赋予神秘而神圣的含义。它“殆指大数，恐非实指”。而当我们回过头在《过山榜》和《盘王大歌》等瑶族史书中考究准确的十二姓，发现各个史书所规定的十二姓都有出入，更不用提与不同支系的瑶族实际不能准确对应，这便是族群认同变迁的体现。当族群内或族群间原有的资源占有和利益分配由于族群迁徙导致生态环境、经济资源等发生变化时，族群流变会随着族群内外展开的资源斗争而发生。对应到各国各支系的瑶族十二姓不同的情况，可想而知是他们在历史过程中适应社会、政治、经济、资源情势而重新进行了编排和调整。但不可否认，《过山榜》和盘瓠神话作为凝聚着苗、瑶、畲等族群的历史记忆, 是维系这些族群认同中明确的边界线。

五、结语

不难发现，无论是标识着苗、瑶、畲族群身份的盘瓠神话，还是羌族的族源神话都含有战争、迁徙、英雄、分家、弟兄同出一族等主题。说明了这些文化特质规定着族群认同与区分的最大范围——认同边界。盘瓠神话有谱牒书写，族源神话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纪录片、口述、史籍、戏剧。依据王明珂按照范围由小到大对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进行的阐述与划分，这些本应属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特质，本应由于其易于流变的特性来昭示族群认同的变化。却通过各种媒介，不论考证与否，事实与否通过官方的宏大话语灌输给民众，通过日常的宗教仪式及生活习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从而模塑着族群认同的边界。即使族群中心人群意识不到所在族群的文化特质，但徘徊在族群边缘的人群面对认同困惑会有意地强调或隐瞒其自身文化特质。且在面临资源环境再分配与权利关系背景重新洗牌的动荡中，原有的族性和认同也会改变，族群边界在主观利用下随之改变。这样,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在逻辑上便构造出一个外延重叠的部分——被记忆的便是被选择和被认同的部分。由此，历史记忆是族群认同体系和资源分配体系的客观反映，族群认同是以历史记忆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方式的主观反映，通过神话传说在世代接续传递、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