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自从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后，国家密集出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城市群融合规划，标志着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迈入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走向互利共赢、平衡发展、包容开放的新阶段，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型。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是中国首个对标国际三大湾区的国家战略，而且是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涉及三个独立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三种货币的特殊区域，一出台即受到国际高度关注。

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步入新阶段，从过去利用本国低成本要素资源从事加工生产、满足国外市场需求的开放模式，转向利用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服务好国内消费市场升级和产业升级的开放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度最高的区域，必然要主动承担起为国家开放新阶段开辟新格局的重任。完成这一重任，要把握全球变化趋势，认清粤港澳合作目前的主要问题，抓住关键问题精准施策。

这个阶段要解决粤港澳合作目前出现的目标和动力分化的问题，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要让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须携手共同承担起开辟国家对外开放新格局、打造中国高质量发展模版的重任。

过去粤港澳合作可以简单概括为“前店后厂”模式下的1.0版和CEPA框架下的2.0版，粤港澳大湾区将代表“协同发展”的3.0版，其对于改革开放新时代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落实，在实践中将产生以下几点贡献：第一，粤港澳大湾区是首个横跨两种制度的国际湾区，是最有可能孕育重大制度创新的区域，是向世界昭示“包容式开放”的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最佳范本；第二，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内外联通的超级联系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第三，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多关税区自上而下和多方协商模式兼具的组织模式，是汇聚多边利益共同点和谋求最大公约数的一种区域协调新模式。

一、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历史逻辑

粤港澳合作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是中国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开端和联系枢纽。从制造业垂直分工到服务业深度合作，粤港澳合作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整合，40年来积淀了深厚的合作基础。

(一)粤港澳合作的基础和积淀

1.粤港澳与海上丝绸之路

粤人经商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汉武帝开创“海上丝绸之路”时期，依靠海洋的巨大通行能力，原穷山恶水的广东终于有了通向世界的航道，粤人也由此加入了海外通商的行列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经商文化。传统岭南文化否认“天理人欲”的儒学观点，认为从商逐利是崇高光荣的，而一味“认天理”反而会阻碍人类正常发展的步伐(程宇宏、史丽华，2009)。因此出自深受经商思想影响的岭南地区的粤商，自有其他商帮所不及的“敢为人先”的果敢和毅力。及至近代，粤商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及时把握住了清政府“一口通商”的政策机遇而迅速发展壮大。“十三行”自康乾时期便成为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特区，也是闭锁国门时期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承接了当时中国与外界所有的贸易往来。随着贸易不断深入发展，粤商也逐渐转型，开始走遍全国各地进行交易，并前往海外进行贸易。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离不开企业的参与，尤其是具有跨国经营理念与经营网络的企业参与。离开了这些国际化企业，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与投资就无从谈起。粤港澳大湾区集聚了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与海外布局的优质企业，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总部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就有17家，其中不乏华为、万科、腾讯、碧桂园、长江和记等土生土长的湾区企业。除了这些企业以外，湾区内大量贸易企业、制造业企业与专业服务企业都与海外市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业务遍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充分发挥湾区企业国际化的积极性，有利于巩固与增强我国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

2.粤港澳合作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缩影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广东，第一批外资来自港澳。港澳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开放的窗口。1978年中国内地重新拥抱世界产业链时，与广东同宗同源的港澳商人率先投资内地，广东迅速形成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基础，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引领改革的步伐，启动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历史变革。根据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可知，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省进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16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超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达21％。广东省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1/8；财政总收入占全国1/7；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的1/4强。香港一直是内地吸引外资的最大来源地，来自香港的外资一直占内地吸引外资的70％左右，同时香港也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首要目的地，内地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约70％第一目的地是香港。

3.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贡献大且具有巨大潜力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表明，大湾区“经济实力雄厚，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产业体系完备，集群优势明显，经济互补性强，香港、澳门服务业高度发达，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GDP超过了1.6万亿美元，经济规模仅次于东京湾。

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对全国的经济集聚度和贡献度还有提升空间和巨大潜力。目前大湾区占全国GDP的11％，而东京湾占日本全国的1/3强。国内的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占全国GDP约为10％，长三角城市群则为20％。作为国内产业实力最强的区域，粤港澳大湾区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为7％，高于全国6.6％的平均水平，仍有巨大潜力提升对全国的贡献度。

(二)两次大规模的市场整合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模板，40年来，粤港澳合作经历了目标及动力一致到目标和动力分化的过程，也是粤港澳两次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整合阶段。

1.粤港澳工业经济的市场整合阶段

从1978年到2003年，港资企业北移，形成了香港服务、广东生产的“前店后厂”的垂直产业链分工，这种分工合作是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形成的区域间合作，催生出珠三角“世界工厂”的奇迹，而香港也实现了由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基地转变为服务主导的经济体。制造业转移直接加强了香港与广东的贸易往来，使转口贸易成为粤港澳区域合作的一大风景线。

这一时期合作的目标和动力机制主要是来自港澳企业跨境发展的利润追求和广东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冲动，是典型的以市场化为动力的“自下而上”的合作。

2.粤港澳服务经济的市场整合阶段

自2003年以后，在CEPA的推动作用下，珠三角地区逐渐由“前店后厂”向“厂店合一”转型，原有的合作互补关系也由此逐渐向竞争替代关系过渡，粤港澳的利益格局出现分化(Hussain et al.，2011；封小云，2014；任思儒等，2017)。尽管CEPA的目的在于推动粤港澳三地服务贸易的共同发展，在此制度下有利于港澳服务业扩大内地的市场需求，同时也促使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在港澳的引领下尽快转型升级。然而在巨大的共赢机遇前，粤港澳三地的企业都未表现出预料的热情，政府的制度安排未让企业真正形成利益共赢的认同感。这从本质上说明粤港澳三地的合作尚未找到利益共同点，制度层面也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服务贸易合作力度仍有待提升(申明浩，2019)。

这一时期的粤港澳合作的目标和动力出现了分化，粤港澳间互补性下降，经济竞合中挑战不断扩大；广州、深圳、香港的城市功能定位也开始重叠，三个经济体量相当的中心城市竞争性和替代性增强；原有的合作机制和组织架构局限性凸显。

(三)推动市场合作的制度安排

粤港澳合作的两个阶段也有着不同的合作模式和制度安排：

1.自下而上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

内地的改革开放恰逢全球第三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浪潮，全球制造业正在寻求全球成本洼地，内地当时劳动力成本比撒哈拉以南非洲还低，是东南亚劳动力成本的1/3，港澳的制造业倾巢而出进入内地，率先与珠三角形成“前店后厂”分工模式，这是企业自发基于成本导向的自下而上的变革模式(陈广汉、刘洋，2018)。当时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但仅有中国内地紧紧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一方面有毗邻港澳的优势；另一方面，内地政府适时做出了系列制度创新，首先是允许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其次是土地出让政策的放松，还有对政府招商引资的各种鼓励措施。这些制度供给促使珠三角迅速集聚生产要素资源，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外资企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突破，给予民营经济明确定位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推动珠三角创办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出现井喷，“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专业镇产业集群迅速崛起，从而为后来搞活国有集体企业和探索混合型企业、股份制企业奠定了现实基础。

2.自上而下基于CEPA框架的合作模式

2003年商务部牵头与港澳分别签署的CEPA是第二阶段服务业深度合作的指导框架，核心是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通过降低服务业开放的门槛，促进港澳和内地经贸更紧密合作，推动服务业深度合作的同时提升内地制造业水平。2005年基本解决了货物贸易问题，港澳原产地的商品可以零关税进入内地，有效扩大了港澳与内地的贸易规模。之后的协议主要围绕服务贸易的开放，2015年按照负面清单签署的CEPA代表着内地签署的最高水平的经贸合作协议。2009年开始陆续推出的横琴等国家级新区和2015挂牌的广东自贸区都明确重要方向是与港澳合作。在国家制度安排的大框架下，这一时期广东各级政府的制度供给主要在于市场准入配套措施和营商环境改革方面，重点解决港澳资企业入关后具体开办营业问题，即所谓“大门开了”之后的“小门不开”问题。

(四)粤港澳大湾区开启合作新阶段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大珠三角”“湾区经济”“粤港澳大湾区”等过程。粤港澳大湾区肩负着新时代背景下巩固并完善“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示范、高标准建设世界级开放平台、高质量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本等重大历史任务。承担这些历史使命，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至关重要，而粤港澳大湾区由于‘一国两制’、三个独立关税区、多个中心城市”的特殊性，导致合作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与国内外其他城市群相比有较大的差异。而粤港澳合作经历了目标及动力一致到目标和动力分化的过程，“前店后厂”模式下制造业整合取得巨大成功后，CEPA框架下以服务贸易为核心的服务业整合却进展趋缓。主要原因在于粤港澳三地合作的互补性利益结构逐渐转向替代性利益结构，三地合作的目标和动力开始分化，导致近年来粤港澳合作出现了“政府热”而“民间冷”的现象。不解决目标和动力分化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无从谈起。

新时代的中国要求高质量发展，中美贸易摩擦再次让我们警醒：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中国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纵观世界一流湾区，无不是科技创新领先的高地。香港一直在强调科创产业发展，深圳已经成为中国科技创新领头羊，广州推出IAB-NEM产业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已勾勒出雏形。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是粤港澳三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主线方向。大湾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三地共同的目标追求，也是三地合作的动力来源，是开启合作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更是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二、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现实逻辑

粤港澳大湾区开启了三地合作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关键是协同发展。经过了40年的粤港澳合作，大湾区已经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且与国内各省和世界各国的产业联系非常紧密，尤其是在下游终端产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随着国内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由外贸拉动转为内需拉动，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GDP全国最高，7000万人口的消费市场规模，珠三角雄厚的产业基础加上港澳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如能有效降低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推动市场一体化，将极大推动大湾区协同发展成为国际一流湾区。

(一)大湾区的竞争优势

1.产业基础与联系效应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达到2.2万美元，已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湾区内产业体系完备、集群优势明显，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互补性强。香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第三，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资金池，全球约七成的离岸人民币支付交易由香港处理(毛艳华，2018)。珠三角已初步建立起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新材料等门类齐全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形成新型显示、生物医药、移动通信设备等6个产值规模超千亿元的新兴产业集群。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一半，技术自给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1％和58％，基本达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水平。

广东与国内外的产业联系效应在各省排第一，尤其在下游参与度显著地高。例如，OFweek公布的2016年手机行业报告显示，手机产品出口额占广东出口超20％，广东一年手机产量约11亿台，占中国19亿产量的约60％，占全球27亿台产量的比例为40％。华为、中兴、OPPO、VIVO等知名手机厂商在国际和国内大量采购上游原材料，包括芯片、集成电路板等，在广东集成组装出成品，直接面向消费市场。因而，广东的供应链企业非常发达，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的2家供应链企业(怡亚通、飞马)都在深圳，广州等地还有宝供、林安等一批著名物流企业，能够很好地整合珠三角供应商的资源；香港的利丰公司是做全球供应链最杰出的企业之一，能很好地整合国际市场资源，整个大湾区的内外结合的供应链能很好地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产业。

2.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度及国内外资源配置优势

高度包容开放是世界一流湾区的共有特征，也是湾区发展集聚高端要素资源、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造全球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申明浩，2017a)。

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时间较早，而且区域内同时拥有香港和澳门两个国际自由港，以及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这就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具备了较强的对外开放属性，而且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也更加灵活和便利。这独特的优势是我国其他城市群和地区暂时所不具备的，粤港澳大湾区也因此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示范性区域。据测算，无论是按照城市进出口额占全球比重，还是按照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旅游开放度、对外接待能力等综合指标来衡量，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度都显著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申明浩，2017b)。进出口贸易发达衍生出贸易相关业态及新商务模式也引领全国发展，一达通等新型贸易业态较早出现在大湾区，大湾区在终端产业和供应链上对国内外资源有较强的配置能力。

(二)贸易红利逐步转向市场一体化红利

1.中国贸易红利盛极而衰与内需红利爆发

中国经济经历了封闭式发展和开放式发展两个阶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的拉动能力逐年上升，尤其是加入WTO后，外贸依存度从2001年的35％上升到2006年的峰值64％。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贸依存度急转直下降低到2017年的34％(张馨艺，2017)。现在我国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2008～2017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内需红利爆发，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一时期崛起了一大批互联网龙头企业，腾讯、阿里、美团、大众、唯品会、拼多多等，都是依托互联网统一市场红利，抓住了中国内需井喷的机遇，成长为市值巨大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