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植物学向近代植物学的过渡：《植物名实图考》与《植物学》的对比

《植物名实图考》成书于1847年，刊印于1848年，作者为清代学者吴其濬；《植物学》成书于1858年，即晚清的西学东渐时期，由李善兰、韦廉臣、艾约瑟所合译。

从时代特征上看，《植物名实图考》象征了中国传统植物学发展的巅峰，而《植物学》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的书籍，堪称我国近代植物学研究的肇始之作。从文献规模与内容形式上看，《植物名实图考》篇幅较长，研究内容涵盖传统植物学的方方面面；而《植物学》全书仅3.5万字，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放在西方近代植物学的基础性研究方面。

两部文献均在中国植物学史上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也都包含了一定的学术附加值。但由于李善兰与吴其濬的学术背景及两部文献写作、翻译目的不同，两者所呈现的学术附加值存在极大差异。概括而言，《植物名实图考》的行文与论述中能够客观地折射出作者吴其濬的个人学术造诣，其学术附加值更多地是通过著作中所包含的广泛全面的参考文献资料来彰显。其中，对于所介绍的植物，如已有先期文献曾对其进行介绍与研究，作者均注明其最早的出处，考据较为详细，所涉猎的文献资源包括农书、地方志、植物谱录、游记等多个种类。而《植物学》的学术附加值则主要通过其所蕴含的文化附加值来彰显，这些文化附加值主要包括自然神学思想、数学知识、色彩学知识、环保理念，能够客观反映晚清社会状况的社会学信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所反映出来的科技翻译思想及其中的术语创译结果。此外，两部文献的差异还体现在学术本质、研究内容与分类方法等方面。

一、《植物学》与《植物名实图考》的学术本质差异

由于《植物名实图考》与《植物学》象征了晚清植物学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两部文献中的差异之处首先体现在植物学知识的内容本质方面。

1．研究内容本质的差异

《植物学》研究的立足点较为宏观，主要介绍的是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中的基础性知识；而《植物名实图考》研究的侧重点则是强调对植物具体名称、性质及药用、食用功能的多重考订。《植物名实图考》较为关注植物的实用性质，由作者吴其濬“经常走入田间、山野甚至深山老林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种子，描画植物的形态，品尝植物的滋味，试验植物的性能”所得的植物学著作，研究内容更细致、更具针对性，分门别类地考订植物的形态特征、功用等，堪称我国古典植物学研究的百科全书；而《植物学》篇幅虽短，但其所包含的信息量巨大，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了与内体（聚胞体、木体、腺体、乳路体）及外体（根、干、枝、叶、花、果、种子）有关的基础知识，适用范围较广，这些知识可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植物研究中，不具特指性。概括而言，《植物名实图考》为传统植物学知识的升华与发展，《植物学》则象征了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的正式传入。

2．研究理念的差异

在研究理念方面，《植物学》与《植物名实图考》相比，是一次针对植物“由表及里”研究的跨越。《植物学》中介绍了显微镜这一科学仪器，并描述了显微镜下植物内外体器官以及组织的功能与结构，跳出传统植物学研究实用性的范畴，转而探讨植物的生理结构与特质。书中所介绍的植物学知识覆盖范围更加广泛，研究侧重点主要放在关于植物组织器官结构的生理功能与特性等方面，并不强调对植物外在形态或性状的描述。反之，《植物名实图考》中对植物知识的研究则基于作者双脚丈量、双眼观察的结果，对其中部分植物的功能与效用的介绍甚至来源于樵夫、老农及当地居民。因此，其中所陈述的植物学知识停留于植物的表象特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也尚未借助较为先进的科学仪器。换言之，《植物名实图考》是对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的拓展与补充，而《植物学》则有助于推动晚清植物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二、《植物学》与《植物名实图考》所介绍植物学知识的差异

1．研究知识覆盖范围及产生科学效用的差异

《植物名实图考》与《植物学》中，研究知识所涵盖范围的差异导致二者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从而使两部著作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发挥出不同的作用。

《植物名实图考》立足于我国传统植物学研究，在《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等传统植物学著作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考订与增补，更为细致、具体地开展传统植物学研究的相关工作。《植物名实图考》通篇的内容研究方向较为统一，侧重于探讨植物的药用性，局限于介绍植物的形态、颜色、性状、味道、用途及产地的思路框架。因此，《植物名实图考》的研究范围依然停留在传统植物学研究的范畴，鲜少涉猎植物学以外的内容，其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更多地发挥了作为植物学百科全书的功能与效用。

《植物学》的研究内容更为广泛，知识覆盖面更为全面。《植物学》虽然篇幅较短，但其中蕴含了大量的科学信息，所介绍的内容既包括植物内外体器官的显微结构和生理功能等单纯的植物学知识，也包括19世纪西方生物学发展水平的介绍，同时还提及动植物的基本区别，如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腐败的基本原理（无氧呼吸）、植物生理性知识等大生物学类常识，极大地拓展了晚清植物学研究者的视野，在推动晚清植物学研究过渡到近代研究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所言，“动、植物学，推其本原，可以考种类番变之迹，究其致用，可以为农学畜牧之资，乃格致中切近有用者也。《植物学》《植物图说》皆其精”。

2．文中配图的差异

《植物名实图考》与《植物学》对研究内容的论证均以文字说明辅以配图的方式开展，但两部文献中的配图，无论是从数量方面还是从种类特征方面均存在差异。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配图数量，抑或配图与文字内容所占篇幅的比例均高于《植物学》。《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主要是对植物名称与其性状用途等进行考订，堪称一部内容全面的植物学图谱。在《植物名实图考》中，所介绍的每种植物均配以图片，使读者对所介绍植物的外观特性一目了然，从而更为清晰地了解各类植物的显性特征。而《植物学》中的插图总数为88幅，远远少于《植物名实图考》。

从配图的种类特征方面看，二者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植物学》中的配图主要分为三类，仅有少数配图描述某些特定植物的形态特征，如卷三中印度最古榕树的图片，直观地展示了这一传奇榕树的景观特征。也有部分针对植物根、干、花、枝等形态的配图，但多为普遍性描述，极少针对某一具体的植物展开说明。《植物学》中的大部分配图描述的是植物体某一器官组织的显微结构，即配图的来源依据为显微镜观察的结果，大部分图片非译者亲眼所见。而《植物名实图考》中的配图则不具备上述特征，《植物名实图考》是一部作者通过大范围访询、实地考察、采集、并参考大量书籍文献而汇编而成的植物著作，其研究内容与范畴依然与传统植物学研究一致，未曾涉猎西方植物学研究的相关内容。作者吴其濬是晚清知名的植物学家，个人学问造诣较为深厚，《植物名实图考》中的配图均为其本人亲手绘制。因此，《植物名实图考》中的配图特点可概括为：配图类型较为统一，直观呈现植物的外形特征；绘制过程中没有借助任何西方近代科学仪器，而是依据吴其濬本人的观察或是山间老农、樵夫、园丁等人群口口相传。

三、《植物学》与《植物名实图考》中植物学分类方法的差异

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主要依据植物的外部表形和内部解剖特征，结合地理分布对植物的种类进行鉴定，并加以描述，最终实现科学化命名和分类。植物分类学是一门研究起步较早的植物学分支学科，其研究目的在于识别植物物种、鉴定植物名称。其价值在于有助于开展物种之间亲缘关系的研究，从而阐释植物物种的起源与进化的过程。《植物名实图考》与《植物学》中均谈及有关植物分类学的相关知识，同时也分类别对植物进行介绍与论证，内容均较为宏观。但是，两部文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决定了两者所介绍的植物分类学知识体系的不同。

《植物名实图考》考证了1714种植物，吴其濬将这些植物划分为12个类型，分别是谷类、蔬类、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类及木类。笔者认为，《植物名实图考》中对植物种类的划分主要依据植物的可食用性、药用性等实用性标准。而在针对不同种类植物的描述中，作者描述的主要内容为植物的花形大小、根干枝叶性状等，换言之，《植物名实图考》中对植物的分类没有借助任何科学仪器，依然依据双眼观察，从实用性的角度做出表象的划分与判断。

《植物学》中，卷七与卷八两卷内容论述了察理五部法及分科等与植物分类学相关的知识。这些分类学知识取自西方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基础性内容，经由李善兰等译者以晚清读者可接受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工再创作。《植物学》中所提倡的植物分类方法包含种类鉴定、性状、功能描述等西方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中的关键步骤，虽此种分类方法在当今的植物学研究看来较为简单，但却不可否认其译介发生时的科学前瞻性。运用此方法将种类繁多的植物物种进行归档分类，能够较为清晰地呈现植物的名称、种属、特征及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更重要的是，《植物学》中对不同属类植物特征的介绍，除我国传统植物学已涉猎的关于植物体的外形表征外，还进一步延伸至关于子房数、隔膜数等更为深入细致的对比上，对植物种类的划分更加具体，知识性更强，且与当代植物学研究较为接近。这些分类学知识的介绍基于近代西方植物生理学研究的基础，因此，《植物学》与《植物名实图考》中关于植物分类学知识的差异，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其所介绍的植物学知识的差异。

四、结语

《植物名实图考》与《植物学》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对我国植物学的整体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两者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了解晚清传统植物学向近代植物学的过渡与发展。究其本源，两部文献的差异体现在植物学研究侧重点的转移及著（译）者植物学研究的主导思想。

在研究侧重点方面，《植物名实图考》分门别类地对各类植物进行名称与形色、功能、产地等方面的考订，其研究为传统植物学知识的升华；而《植物学》则从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的视角出发，系统介绍了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的基础性知识。在植物学研究主导思想方面，两部文献均体现了著（译）者严肃认真、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植物名实图考》的研究依据主要受到经验主义的主导，研究动机受实用主义的驱使，研究过程中并未借助任何近代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科学仪器；而《植物学》则更为强调追求科学本质，强调研究结果的呈现必须建立在实验观察的基础之上，研究依据为实验解剖、显微镜观察等与近代科学研究相一致的手段。

无论是两部文献中研究内容侧重点的不同，还是著（译）者研究主导思想的不同，均代表了中国传统植物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也体现了植物学发展的更迭与转换。因此，两部文献均在中国植物学史及科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所发挥的科学影响力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