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图书出版中的学术交流与学术研讨合作

引言：“一带一路”图书出版中的学术支撑与学术导向

2019年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中指出，要“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实施更多民生合作项目”［1］。图书出版交流，既属于重要的人文交流，也对诸多民生合作项目具有明显的基础奠基和高端引领作用。

要打造“全方位的互联互通，推动形成基建引领、产业集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综合效应”，出版交流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与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匹配的倡议和合作框架［2］，要在中国学界业界实现真正落地，公开出版和专业讨论必不可少。互学互鉴已经成为发展大势，新的人文交流必然要求重视各种出版物的配套。可以说，这些倡议和框架，都必然包含人文交流，也必然以学术研究作为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为严肃内容提供者，出版应在响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倡议的同时，向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纵深发展，在构建包容多元、普遍受益的全球价值链等方面，担当重要义务与责任。

一、“一带一路”学术交流与出版的现状及需求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闭幕环节，与会各方通过了《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公报指出，要“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形成以高峰论坛为引领、各领域多双边合作为支撑的架构”［2］，并高度概括合作精神的内涵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2］。具体操作方面，合作包括各国议会与立法机构交往，各相关友好省市州的日常交往，其中，媒体交流、智库交流、学界交流和民间团体的友好往来，一般也都需要学术交流和配套出版。具体策略方面，人文交流是各项合作的重要依托，而学术研究是推进人文交流的重要保障，优秀的学术成果对提升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1．建立新型学术机构

已有学术机构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适用和实用的学术研究资源储备较少，学术研究进展亟待加快。构建新型学术机构，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专门的研究对象，集结相应的优势学术资源，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实际交往合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最终给出解决方案。多样化的论坛需要全学科推进，一般智库、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参与积极性较高，各种会议都在进行领域拓展和学科深化，论坛呈现全面开花的态势。同时，各种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也在整合已有资源的基础上，促进机构规范化、高水准发展。

2．推动学术平台升级

部分论坛与年会相结合，部分论坛由行业自发联盟、地方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组织主办，新会议的主题和范畴还在拓展，固定的会议品牌和会议品牌的国际化，都需要进一步推进。特别是针对出版领域的联盟还较少，统一协调行动也不多，长期开辟专栏且有深度关注的专业期刊也较为缺乏。此外，一些学术机构的领军人物由于退休等原因出现了更替，多数研究机构的队伍人数偏少，学术梯度难以形成，学术著作出版量仍需扩大。

3.提供优质出版服务

当前，有关“一带一路”论坛的展开面较广，多以“一带一路”作为连带议题，或作为主论题，绝大多数会议有新闻信息发布，近半数会议有综述发表。部分论坛的学术含金量还有待提高，存在议题大、内容薄、参加国家少及“会议套会议”等情况。参加会议的外方学者级别和分量还有待提升，学术成果的发布平台还很有限。一些会议的可持续性不强，会议缺乏长远规划。

“一带一路”的联动性、包容性、丰富性及与时俱进性，要求信息传达必须及时准确，研判必须精准到位。因此，相关刊物承载着会议综述的刊发功能，出版业须为“一带一路”具体合作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及问题提供学理支撑和解疑释惑辅助。同时，还要依托图书出版，对已有学术劳动力市场进行开拓与升级，既适应发表量猛增的要求，也适应作者日益多元化、国际化和专业化的要求。

二、“一带一路”学术交流障碍与学术出版瓶颈

1．语言问题仍是制约中国与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深层次学术交流的重要障碍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人数较多的国家中，印度涉及印地语，印度尼西亚涉及印尼语，巴基斯坦涉及乌尔都语，孟加拉国涉及孟加拉语，菲律宾涉及菲律宾语，越南涉及越南语，土耳其涉及土耳其语，泰国涉及泰语，缅甸涉及缅甸语，这些国家的总人口都在5000万人以上。而目前，中国大陆针对这部分语言的教育和培训，还处于缓慢增长的阶段，已有人才储备还不足以匹配当下的学术和出版之需。这一人才养成与储备周期至少需要5—8年，同时需要持续不断地分散性布点，实现人才的“优中选精”。

以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的209种图书外译选题为例，其中建议外译文版，有明确语种指向的包括：英文117种，日文30种，俄文19种，韩文15种，法文12种，德文11种，阿拉伯文12种，印地文5种，西班牙文2种，意大利文2种，马来文1种，多种文版56种。明确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门语种为阿拉伯文、印地文、马来文，其总数占比为8.6%。而其他相应语种中，英文、俄文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有相当广泛的使用。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设立之初，资助文版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德文等5种，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53种官方语言，并隶属9大语系，除了联合国官方语言，一些语种的目标读者数量也不容忽视。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术交流新局面，实现母语间的直接对译是非常重要的。

2．议题设置与学术规制是制约中国与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深层次学术交流的基本障碍

目前，中国大陆机构与外国相关机构合办会议，或是邀请外方参加我方主办的会议，均要实施相关的会议报批流程，涉及超过3个国家的，可以称为国际会议。一部分沿线国家的学者了解中国的学术规制，具有与中国学术界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也能够合理使用社交媒体表达学术观点。但也有一部分学者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或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常导致学术交流陷入僵局。因此，在相关议题设置方面，如何更好地协调两国甚至多国关切，集合智慧经验，把学术会议真正开成以精神为引领的会议，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琢磨。

3．成果发表平台错位与成果互译共享缺失是制约中国与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深层次学术交流的特殊障碍

目前的学术成果认定，或者说是高端成果认定，一般都对出版社和刊物进行级别划分。在相应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是评定学术成果质量的重要标尺。当前，专门设置研究“一带一路”专题的高级别期刊有限，暂时不能满足相关成果的刊发需求。

对于国外学术机构的认定，存在一定的梯度和落差。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关于其学术出版机构的认定，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中的《国外出版机构指导目录（2019）》，共列出61个国外出版机构，其中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6家，占比为9.8%，具体包括：印度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度有限公司和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出版社，越南的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黎巴嫩的黎巴嫩科学出版社、贝鲁特美国大学出版社，以及埃及的开罗美国大学出版社。其他55家包括美国19家，英国6家，德国4家，法国6家，俄罗斯6家，日本4家，荷兰4家，韩国2家，新加坡1家，墨西哥1家，西班牙1家，意大利1家。相关学术著作的出版资质和级别认定是一个复杂的事项，是顺畅进行学术互译和分享必然要克服的难关，也对学者的研究具有指挥棒作用。

再者，由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倡导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基地，已经设立了数百家相关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每年开展大量的学术交流活动，并出产大量的研究报告、著作和论文，但靠集刊、以书代刊等方式，也难以满足相关的发表要求。而对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兴办的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成果而言，其成果的认定，也存在不少难题。三、学术交流机制改善与出版合作平台开发

1．联合语言人才培养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的建设与发力

目前，学术人才培养的主力在高校，要培养出高水平的能熟练使用汉语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者，与能够使用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小语种的中国学者，都应该更加广泛地联合有意愿的学校，并进行资助开发。目前，教育部也在适时发布培育基地布点计划和年度指向性课题指南，以推动有关空白、急需和热点国家及地区的研究。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语种使用人数超过500万的语言，都应该进行重点布局，并进行出版跟进。在教学、研究、出版方面，要形成具有针对性和鲜明特色的专业团队，深耕重点国别和区域，双语或多语并进，并逐渐实现模式复制和区域拓展。目前来看，中国对外留学生输出还是以欧美日韩为主，但中国接收留学生多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这种人才吸引和流动形态，将对中国的国际研究和国外的中国学研究一并产生影响。目前，以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牵头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基地数量已达数百家，覆盖的区域和国别已经十分广泛，这些机构主要发挥“咨政建言”作用，并着力推动研究向真正的纵深方向发展，实现“一国一计”。

2．为“一带一路”相关敏感议题成果开辟特殊的成果交流和认定“通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国情，具有相应的复杂性、多变性和时效性，对于相关情势的研判，涉及敏感题材，尤其是涉及政治、宗教类的话题多不适合公开发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促进相关学术研究值得探讨。同时，出版的国际学术承接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首先是要配合和服务于诸多实质性项目的建设，如经济走廊、交通快线、工业园区、运输网络、通信基建、港口码头等，这些项目的建设既需要专业技术的支撑、人员团队的合作、资金保障与风险评估，也需要进行良好的情感交流与民心疏通。对于以上实际性工作的配合，应以专业出版为主，其成果认定的要求和级别也较高。

3．舆论清理与平台检视常规化，优化和集中发布平台

当前，一些“一带一路”相关研究成果只存在于专业出版领域，较少拓展至大众出版。有关部门应该优化和集中已有的发布平台，联合选拔优秀的内容编辑人员、观点摘编人员、语种转译人员、平台对接人员、舆情监测人员，对相关平台的内容进行严格审视，对优质内容进行专业合理的加工与分发。目前，教育部也在积极推动培育基地协同共建沟通交流和成果共享平台，并探索建设公共学术大数据资源的有效机制。

4．学术出版机构的认定与学术水平评价的协调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

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实特点，实事求是地开展务实高效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涉及出版资质审查、出版内容把关、出版印制交付、出版水平鉴定等多方面的专业操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建设“出版合作体”是一个创新性举措，“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中国、美国、印度、蒙古国、埃及、黎巴嫩、波兰、尼泊尔、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在内的56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多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加入其中”［3］，而更高层次的以单个国别和某区域为重点的精细化出版联合体也应提上日程。中国出版集团“重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出版交流合作，旗下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知名出版单位通过版权贸易、‘一带一路’主题出版、共建国际编辑部等多种形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商展开合作，成效显著”［4］。同时，教育部也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同和配合，建立和拓宽咨政渠道。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为重要平台，以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为重要依托，进行专业精准的演练，不断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份额，亦是推动“一带一路”出版交流与合作的重要进路。

四、“一带一路”图书出版中的活动策划与出版交流

良好而持续的出版合作，是专业而深入的学术交流的重要保障。出版，应该作为“一带一路”深度民心相通与文化相通的铺路者和引领者，也要为其做好后勤保障和专业支撑。出版还要服务于各种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倡议和举措，要通过正规出版途径，延伸中国出版企业的国际关注触角，比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协定、可持续蓝色经济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大会、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等。还要积极参与和服务于诸如希腊发起的文明古国论坛，中白“一带一路”专项论坛，哈萨克斯坦全球丝绸之路国家市长论坛，在希腊举行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丝绸之路旅游国际会议，巴库进程框架下的世界跨文化对话论坛，在埃及举行的世界青年论坛等。还要配合蒙古国倡议奖励促进“一带一路”合作的外交官和青年学者以及哈萨克斯坦倡议的全球丝绸之路奖等有益活动。总而言之，出版服务要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各种倡议和举措实现高水准的匹配，体现出版的专业价值和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