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政治关联与企业绿色投资

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同样是污染的制造主体，在国家改善经济与环境治理的进程中，企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长足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提高企业的环保注重意识与承担社会责任，我国需要迫切改善企业的外部监督机制，让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收到监督，将环境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并提高企业的重视度。

企业面临着诸多外部环境的压力。现代社会信息的飞速发展，除了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等主流媒体的影响，还有大量的网络媒体，新媒体账户等网络媒介在企业运营的市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企业面临媒体报道的曝光中，是否能将危险转换为动力，进行绿色投资以及环境保护建设呢？学者在进行公司治理的媒体监督作用研究时，针对媒体对企业运作的影响机制研究，更好的了解了企业外部治理机构中媒体的重要性，以及促进未来公司治理媒体作用的研究发展。

相对于媒体关注的间接影响企业绿色投资动力，政府由于其监督、扶助、政策调控等手段在环保事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依靠的政府的相关政策影响，企业在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刚刚顺利闭幕的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相应的，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方面政府一再加大投入力度。近年来这么严格的环境管制，依然出现了较多的企业污染问题，而不仅仅是政府投入的问题。说明企业在企业战略内，对环境的关注以及其对应的投入等动力和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水平

1.1  企业绿色投资

1.1.1  国外研究

企业所经营的行业不同、产权性质不同、经济财务状况不同，都可能影响企业经营者的知觉，产生不同的企业投资行为。Ozen 和Kusku（2009）设计出一个理论框架模型来解释企业外部市场取向及行业特质等因素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Earnhart 和 Lizal（2002）分析了所有制结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考察了转型经济中从财务绩效到环境绩效的关系，以及企业的良好财务绩效能否影响环保投资行为。 Liao和T Lin（2017）对2008年到2012年公司年度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检查，发现董事会规模大，董事人数多，董事会和董事长职位分离的公司更有可能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投资。

1.1.2  国内研究

我国环保投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即以国家为投资主体，能增加绿色GDP的可持续研究。而微观层面的企业环保投资研究则是以企业为投资主体，对企业在环境保护上的投资、研究、开发。因为宏观层面的数据较易获得，研究学者的主要研究都是从宏观层面进行的，而微观层面的数据由于企业本身的信息披露不足，导致企业环保投资的研究受到限制。而政府环境规制上的绿色投资问题也有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唐国平等（2013）的研究发现政府环境管制强度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环境管制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强度先升后降。在股权结构方面，唐国平和李龙会（2013）发现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会投放更多的资金进绿色环保技术的研发，而且更倾向于将投资战略上升至政府所要求的环境治理水平，而国有企业受政府约束相对宽松。而另一部分得到相反结论的研究者发现（马珩与张俊等,2016）环境管制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有负增长关系，说明企业面临环境规制可能更加愿意缴纳管制罚金，而不是增加绿色研发的手段。同样的国有企业为了寻求政府的庇护，同政府人员进行“合谋”地利益交换，获取更多的非绿色经营项目权利，这是环境规制对不同产权因素的不同的主要原因。

1.2  媒体关注与绿色投资

1.2.1  国外研究

媒体作为公众的信息收集者、加工者与传播者，在公司的外部治理中帮助社会与政府等组织完善企业外部监督环境，新闻作为公司的信息载体，向资本市场传递相关信息，对企业的外部环境治理起到重要作用。

Dyck and Zingales （2002） 作为国外研究媒体对公司治理作用的重要文献之一，提出通过三种可能途径公司治理受到媒体的影响:媒体关注引发舆论效果，因而引起政府关注，采取行政手段;管理者的声誉影响，媒体报道会影响高管在股东中的形象，出于对职业前途的考虑，高管会提高警惕性;高管除了考虑公司的绩效，也注重公众印象管理，媒体关注可能带来舆论压力，高管会担心媒体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使自己在行业内处于社交尴尬处境，从而媒体影响了管理者的知觉与行为。Miller（2006）认为，媒体能够有效披露企业的会计问题。Alexander Dyck（2008）在研究新闻媒体作用于企业的治理违规现象有明显作用，英美媒体对企业的报道提高了企业治理违规行为的可能性。

1.2.2  国内研究

国内已有研究者发现媒体有关企业环境表现报道的倾向性能显著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沈洪涛、冯杰，2012）。媒体监督能够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梁红玉等，2012）。朱学义等（2014）发现媒体监督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可以明显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保护股东的利益。姚益龙（2011）短期内媒体监督通过经营途径和财务途普遍会使企业绩效下降，而长期内媒体监督能够引起企业绩效恢复甚至上升。周开国等（2016）发现对于越是频繁违规的公司，媒体监督的治理效果越明显，我国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作用日益增强，媒体监督对公司治理产生作用的机制以行政介入机制为主而非声誉机制。媒体监督和政府监督一样，实质上公司违规的成本都有提高。首先，媒体负面报道使公司的公众信誉受损，从而导致市场中公司业务绩效下降; 其次，媒体曝光使公司的违法行为更容易引起监管机构的注意，从而引起政府管制（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可能带来的处罚款也是公司最直接的违规成本;严格的政府环境规制，推动了企业的绿色投资行为，而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公司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影响效用。（张济建，2016）

1.3  政治关联与绿色投资

1.3.1  国外研究

学术研究者对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绿色投资的关注较少，民营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各级党组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要利益相关者。环境保护是一个重大公众舆论问题，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郑思齐等，2013）。Y.H. Farzin和P.M. Kort（2000）研究发现如果不超过一定的门槛率，政府提出的更高的污染税会鼓励企业投资环保减排项目。并且，政府必然会对企业施加影响以避免环境污染（Chang and Wong，2004），而政治关联帮助企业获得政府补贴与扶持，同时加强了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监督。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在面临执法机构的处置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差别，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通常很少会遇到执法机构的处罚，即使执行处罚程序，其缴纳的处罚手续等金额也会相对较低。

1.3.2  国内研究

当前，国内公众对环境认知和工业污染问题关注度越来越强，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可见公众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上有所理解。相比享受政治关联的企业在政治社会中的优势待遇，也会吸引媒体更多的关注和压力。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同时施压与企业责任义务，又给与企业承担责任的补贴。企业为了获取政治上的便利，也会参与环境治理投资在内的社会责任，与政府进行互惠交换（李健等，2012）。私企的政治关联对其投资动机影响较大，而国有企业的由于其代理问题，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呈显著负相关。（苏蕊芯，2015）如果民营企业高管拥有政治关联，所在企业的重大环境污染问题就比较容易成为社会敏感话题和舆情热点，导致巨大的公众压力，为避免出现民情危机，维护企业形象，会提升企业的环保投资等社会责任投资。焦捷等人（2018）研究表明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相比没有关联的企业更大可能绿色治理投资；企业绿色治理投资有助于改善企业绩效。

2  研究结论与展望

2.1  研究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与总结，本文观点是媒体关注与政治关联在企业绿色投资中发挥了两个正方向的影响：

一是媒体关注度对企业的绿色投资起了外部监督的作用，该结论在新媒体日益壮大的趋势中显得会越来越明显。

二是政治关联在企业绿色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了内部激励的作用，在政治关联因素较强的企业中将会尤为明显，同时在媒体的外部监督相互作用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媒体关注的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反响调节作用（杨风，2016）。可能有着政治关联抑制了媒体的治理作用。

2.2  总结及研究展望

通过对已有大量的文献回顾、梳理与总结，媒体关注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进程中将成为重要的一环。如何打破传统的媒体监督、政治关联对绿色投资的单方向影响，是以后学者与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要挑战，本文在梳理三者在大量文献中所理解的体系外，另外建立一种可以考虑到市场化程度、产权性质可以影响的思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