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的成因

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群体对中介性社会事项所持有的具有负面影响的思想认知、情绪反应、价值判断、意见倾向等的综合表现。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的形成与传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条件。研究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形成与传播的原因，对于我们提高发现、汇集、引导、化解负面舆情的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在此主要论述以下五个原因。

一、经济贫困落后，贫富差距拉大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经济利益是人类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最深层根源，也是人类活动的最根本动力。我们看到，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体面临的贫困问题仍然很突出。截至2014年，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仍有2205万人。此外，我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在0.46以上，远远高于0.4的“警戒线”。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的生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体生活困难、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所致。对此，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一是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政府不满而产生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各种资源有限，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平、资源配置不公平等现象，导致一些少数民族贫困群众丧失一些发展机会、社会权利，造成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致使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不同程度上感受到自己未从国家改革发展中获益，未分享到国家发展进步带来的红利，进而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心理不平衡，在一些利益诉求未得到解决时而产生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进而产生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

二是少数民族贫困人群与其他社会强势群体在比较与博弈中产生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开始以发达地区的富裕群体作为参照系，常常拿自己与其他社会强势群体做比较，不断向党和政府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利益诉求，感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其他强势群体不关心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和少数民族同胞的生存状态，常常认为自身是国家改革开放、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的吃亏者、受害者，相对剥夺感和“被边缘化”的心理落差在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中产生，随之生成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

三是少数民族贫困人群之间的博弈产生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当地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十分有限，当地贫困群体之间为争夺发展资源常常进行各种博弈，导致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增加，对峙、摩擦甚至冲突也时有发生，引发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

二、敌对势力煽动，价值观念偏离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仍有一些敌对势力长期对我国实施政治攻势，持续开展“和平演变”，对一些少数民族群众造成负面影响，引起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不同程度的偏离，进而引发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笔者在此主要论及三点。

一是培植反华势力，组织反华活动。长期以来，一些西方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积极寻找、培植亲西方的各种政治势力，围绕“民族”“宗教”“人权”等敏感主题制造各种问题，直接策划组织、操纵指挥各种政治性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发生的各种宗教非法活动事件、民族分裂活动事件、少数民族群体事件, 很多都与相关敌对势力或敌对分子有关。他们或到现场直接指挥, 通过组织游行、罢工、静坐、征集签名等方式，对我国政府施加压力；或通过各种传媒对事件进行恶意炒作,制造各种谣言迷惑少数民族群众，煽动群众闹事,不断扩大事态；或退居幕后出谋划策，为“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长期提供经济资助和所谓的“法律援助”，鼓励、支持这些分裂势力长期与我国政府对抗。

二是利用媒体优势，发动舆论攻势。长期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充分利用西方国家的传媒优势，对我国发动舆论攻势，向我国少数民族同胞传播各种西方价值观念和各种反动思想与理论，并开展各种分裂中国的活动。这些反动言论、敌对行为危害极大，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少数民族群体的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甚至对立和仇恨，形成破坏性极大的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

三是开展宗教渗透，挑拨民族关系。各种敌对势力常常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千方百计挑拨我国民族关系，想方设法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试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如西方敌对势力看到藏传佛教在西藏社会和藏族同胞中的广泛影响，为在一些藏族群众中争夺人心，敌对势力长期致力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和利用，对达赖集团长期给予经济支持和所谓的政治支援、法律援助等，充分利用达赖所谓“宗教领袖”的特殊身份，精心策划组织了一系列旨在扰乱我国社会秩序、颠覆我国政府、分裂中华民族的各种破坏活动。

三、对立思维存在，民族文化冲突

人类社会各群体间常常会出现对立的情况，其原因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等方面找，更应从矛盾背后最深层、最本真的核心文化因素进行透视。那么，从文化层面来看，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的生成？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是“自己-异己”的对立思维模式促成了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的形成与传播。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当一个社会群体对本群体使用的语言、信仰的宗教、生活的环境、学习的文化等方面的共同点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和认同后，一些关于民族的理念便会逐渐形成，群体成员就会对本民族的文化持有共同的认知并保持一致认识，进而会在有意无意间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相对立，从而形成对本民族的民族认同感。由于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总会保持一定距离，使得各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障碍，这种民族之间的文化障碍自然会使得各民族之间的陌生感与异己感加深，进而影响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关系。因此，当汉族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国外文化传播到民族地区时，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为加强本民族内部认同，会习惯性地遵循“自己-异己”的对立思维模式，严格区分“自己”与“他人”，用“自己”与“异己”的关系来解释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以本民族的标准、规则、规范去评判乃至排斥他族文化，常造成民族之间的不和谐，产生一些不可融合和调解的民族之间的对立关系，引发一些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

尤其严重的是，依据“自己-异己”的对立思维模式来加强民族认同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危害极大，他们思想狭隘、观点偏激，常常将民族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分歧无限夸大，造成民族关系恶化。极端民族主义者常常歪曲、抹黑、丑化其他民族，将异族形象描绘为反面形象甚至丑恶的敌人形象，并在大范围中散布、传播这些极端思想，加之政治、经济等诱因的共同作用，会促使本民族群众对其他民族持有排斥甚至敌视的心理，在民族群体内部兴起各种排外思潮甚至产生一些极端思想，进而激发和加剧各种冲突，甚至采用极端手段制造恐怖暴力流血事件。

四、民生问题较多，社会矛盾凸显

目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也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民生问题较多，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因民生热点问题引发的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不断增多。在此，笔者主要论述三个方面。

一是教育发展滞后，教育机会受限。由于历史、地理、文化和政策制度等各方面原因，与汉族较为集中的东中部地区相比，我国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经济发展水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较小，教育资源配置相对不足，教育不公平、不均衡现象存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接受教育特别是接受优质教育、高等教育的机会不足。

二是就业不充分，收入不够高。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制约就业、影响收入，民族地区就业不充分、收入不够高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也成为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的一个重要诱因。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与防治对策研究”(08XKS008)课题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61.24％的受调查对象认为“就业难”是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问题，排在各类问题之首。

三是社会保障不健全，社会矛盾未消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工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工作还面临一些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机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用于社保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少数民族群众感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相对于少数民族群众的养老、医疗和基本生活需要来说，他们感到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因而产生一些意见，进而诱发相关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

五、治理风险存在，基层治理不善

在一些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仍显现出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治理形势显得严峻而复杂，存在一定的治理风险，成为诱发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在此仅论及以下两点。

一是片面追求政绩，忽略公平正义。和全国其他地方政府一样，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积极开展经济建设，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纷纷把经济快速增长作为“主业”，将GDP作为衡量地方发展和干部作为的主要标准，导致民族地区的一些基层政府片面追求政绩，对社会公平正义存在忽略现象，从而引发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例如，在村镇规划、房屋拆迁安置，土地征用安置补偿等方面，在政策标准方面存在工程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导致标准不一样的情况，群众对此存有争议，引发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加之一些基层政府对此较少做精细的、耐心的解释和说服工作，给当事人造成利益损失、感情伤害，引发更大规模的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有的甚至发展成群体性事件。

二是治理体系滞后，公共服务薄弱。在一些民族地区，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治理主体仍旧单一，治理的价值取向重地方主义与区域主义而轻国家主义与中华民族建设，治理理念偏重控制，治理目标较为模糊，治理手段较为落后，治理方法相对简单，治理信息通达不够，治理效果不够理想。相对于我国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的各种重大变化，相对于我国社会建设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国际化程度加快等进程，这样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明显滞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滞后，基层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公共权力运行不规范，群众利益诉求机制不健全，城乡基层公共服务在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存在缺失与失衡，公共服务供给的总量、质量、范围、均衡性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升，不能快速、灵活、有效的反应和应对各种社会问题，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的维护遭遇很多困难，民族地区群众对此意见很大，由此产生了不少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