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理论”下媒介生态环境探析 ——基于近年来我国真人秀节目的现状研究

中国真人秀节目自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一炮走红之后备受关注，在高收视率和丰厚广告回报的诱惑下，真人秀节目在中国电视频道风生水起。这种对于真人秀节目的追捧，对于形而上的沉迷，暗含着中国广大受众消费心理的变化——由消费物质到消费文化的转变。而新的消费主义思潮的盛行，与消费社会的出现往往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经济体制的转型中，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并且媒体技术与工具的不断更新，使得中国人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观念：消费不仅是为了满足日常的物质需求，而是在追求一种被制造出来、被激发起来的关于欲望的满足。针对这种消费现象，法国现代社会思想大师让·鲍德里特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消费社会》中给予了指导，他的“消费社会理论”成了探究广大消费者心理的有力武器。本文基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对中国观众热衷于真人秀节目这一现状进行解读，并通过解读，探究过度消费真人秀节目背后的集体无意识的弊端。

一、让·鲍德里亚与“消费社会理论”

  让·鲍德里亚，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后现代理论家，知识的“恐怖主义”者。鲍德里亚一生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社会的发展，重新思考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理论。早期著作《象征交换与死亡》是他影响最大，被公认为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而《消费社会》一书从消费的意义上解释了时下的社会原则。其“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使得鲍德里亚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

“消费社会理论”指在当今时代周围狂轰乱炸的物质社会中，存在着的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在这种境况下“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人们选择消费品已经不仅仅是使用的象征，而成为了一种消费“物”所暗含的附庸价值，从而使得消费成为了一种关于消费符号的问题。

二、“消费社会理论”下媒介生态环境探析

（一）大众媒介下的娱乐消费

真人秀节目自《超级女声》之后，遍地开花，不断地受到了广大人民的追捧，但当歌唱类的真人秀节目泛滥成灾，逐渐失去“民心”后，婚恋类真人秀节目《非诚勿扰》接踵而来，同时引发了“相亲热”的话题，而就在婚恋类的真人秀节目出现不久，以它为原细胞分裂而来的《非你莫属》和《职来职往》再次博得眼球，赚了个盆满钵满。毫无疑问，这些收视热潮背后所隐含的便是信息娱乐化的问题。所谓信息娱乐化，是指在电视节目中过多的强调了娱乐的因素，并将娱乐因素过度地从娱乐对象中提炼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单一化、形式化甚至流行化的娱乐载体，从而过分的加重了娱乐化的成分。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的开篇他这样写道，“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的确，在当今的时代下，人们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同样是面临物质的富足问题，东西方产生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在西方的发达国家中，由政府主导的权利机关，大肆的宣扬消费，而中国所谓的消费和消费文化，即消费社会文化，是基于了这样的一种假设，认为大众在消费运动产生的同时，“消费符号”也随之而来。“消费符号”是指在人们在购买物质产品后，该物品背后所承担的所指价值，通俗而言，当观众选择消费一档由明星强力打造的歌唱类节目如《我是歌手》，其消费的不仅是这档节目——听歌曲，而是消费节目背后隐含的关于时尚，关于情感表达的问题。作为节目的传播媒介——电视早已经成为普及最广，门槛最低的承担者。自然而然，当人们摆脱了温饱问题后，便开始追寻享乐与自我价值的实现。电视为受众营造了一个惟妙惟肖的世界，让观众迷失在符号与消费主义共同营造的世界中，并劝服人们暂时忘记痛苦，追求短暂的快乐，追求消费带来的快感。因此，在这种短暂的快乐中，广大的受众更多的选择真人秀这种偏重于轻松与幽默的节目样态，享受物质之外的精神世界的消费快感，并甘愿在其中娱乐至死。

（二）平民媒体下的偶像消费

  当一个娱乐全面化的繁荣时代到来之际，中央电视台在《非常6+1》后,又相继推出了《梦想中国》，《梦想中国》以“中国偶像”为主张，延续了打造平民偶像，成就普通人的梦想主题，而后《我型我秀》、《第一次心动》和《加油，好男儿》、等又一批新兴选秀节目应运而生，各台纷纷搭上了选秀类真人秀的列车。面对生活实践中的压力与社会中秩序、规则、等级的约束，大众有一种本能的狂欢性，希望在特殊的节日中能够打破这种界限与壁金，享受狂欢的盛宴。狂欢是大众的本性，虽然这是来自西方世界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中国特有的集体无意识与西方狂欢式的节庆生活史不谋而合，中国大众开始从近距离的身边寻找猎物偶像，以便弥补自身的集体无意识，所以让平民偶像在中国民众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身就充满狂欢本质。中国的狂欢节构建了一个“在官方世界之外的第二个世界与第二种生活”然而，这种不合时宜的消费带来的是全民不分等级的喧器和游戏，也产生一种对消费偶像的泛滥成灾，“消费偶像”具有鲜明的标准化色彩。无论是其成长过程中缺乏“历史”，还是其成功路上所历“困难和突破”的千篇一律，都是有章可循的。但是，这种标准化，带来的结果就是个性化的消失，全天下的节目，偶像们都是历经磨难，生活不幸，自强不息的榜样。他们使用着最高级修饰语，虚构和伪历史因素的加入，私生活的取舍，无不透露出刻板与僵化，传记人物的个性在这些模式化的生产中早已消失殆尽。

（三）中国媒体下的景观消费

中国真人秀节目盛行的这一时期，除了对偶像的消费之外，对于大量媒体的景观消费也应运而生。所谓景观是指一种被展示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景观社会的消费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动。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被商品所包围，因商品极其丰富的客观现实，对于消费者而言，其本身的使用价值己不再重要，表明消费者地位、身份、声望的是物的差异化，也成为中国贫富分化的差异化。在此情况下，物的意义在于差异化，也就是在它与其他物的关系之中，存在于依照意义的符码的等级而具有的差异之中。消费者选择商品，也不再仅仅看重其使用价值，而是从将其符码的差异性作为选择的重要标准，物成为符号，从而就不再从两个人的具体关系中显现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来自与其他符号的差异性关系之中。只有当物自发地成为差异性的符号，并由此使其体系化，我们才能够谈论消费，异己消费的物，但实际上铺天盖地而来的媒体娱乐节目，只不过是帮凶，是一种拟化的超仿真事件与场景，所有的受众所消费的无非就是由这些拟化的影像符号，构建起来的具有逻辑性和描述性的场景连接。

三、结语

  真人秀节目的盛行，无疑代表了当今社会广大消费者的精神需求，这种对于娱乐的追求，对于偶像的崇拜，虽然迎合着二十一世纪，崛起的中国人民对于文化的消费理念——轻松与时尚。但也正是这种消费理念，催生出了中国的综艺节目，乃至整个文艺圈的集体无意识的“娱乐至死”的狂欢与喧闹，同时这种“狂欢与喧闹”又反作用于最广大的消费者，如此循环。因此，对于我国的真人秀节目或者放眼至整个文艺界，在给予观众一种娱乐与偶像崇拜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增强其反思的力度，给予广大的受众更加合理的观影指导，同时，引导中国的消费者营造一种更加合理的消费观念，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