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时代中媒介的社会责任

一、社会责任论的起源与发展

社会责任理论起源于19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40年代走向成熟。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以1942年的一项有关报刊自由的现状和前景的调查分析为基础，发表了《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刊》的总报告及六份分报告，文中提出了“社会责任论”，首次将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思想被正式提出。1956年美国三位学者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出版使“社会责任论”的名称广为流传。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在“社会责任论”提出之前，美国新闻业被“自由主义”理论所垄断。按照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只有放手让私人办报，不受政府干预，才能保证新闻自由和发挥报刊对政府的监督作用。①而当时的美国新闻业正在“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下高速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自由竞争带来的媒介资源垄断和利益驱动下的广告泛滥、虚假新闻和黄色新闻的铺天盖地。这一发展状况使得之前倡导“新闻自由”的目的受到了其大的扭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责任论”被提出，以此来修正和更新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认为，报刊自由传统观念的哲学基础已经被现代知识界深刻的思想革命所摧毁，古典的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已被几乎所有现代工业国家的初中所摈弃；思想自由竞争的公开市场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复存在。②因而“社会责任论”倡导新闻机构在享有自由权力的同时应当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既追求积极的自由，扩大以及发展新闻自由的权力 ，又要建立与社会“分享共同价值“的大众传播体制。

二、媒介社会责任的内涵发展与娱乐功能的出现

社会责任理论的关键词之一即是义务和权利的关系。媒体发展越是快，力量越是大，这种义务和权利的关系就越加凸现。在社会责任论提出的那个时代，大众传媒还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广播和电视尚未发展成熟，报刊是大众传媒的核心媒介，而报刊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渗透入社会的每个角落。当代的媒介社会则是一个传播技术发达、传播速度快、传播方式多元、传播涉及领域广泛且传播行为活跃的时代。这种传播力量强大的背后同时也暗含着媒介的社会责任同样重大。

学界之所以重视媒介的“社会责任”，正是因为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而全方位的。他们开始探究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在“社会责任论”提出的一年后（1948年），拉斯韦尔提出了著名的三功能说，即监测环境、协调社会各部门和传递社会遗产。时隔十年之后，赖特在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的基础上补充了“娱乐”功能，完善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③这一补充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了，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大众媒介的娱乐功能开始慢慢被挖掘出来。

三、新媒体时代媒介娱乐功能的强化引发泛娱乐化

在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之前及之初的时代，是一个被尼尔·波兹曼称为“阐释年代”的印刷机统治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文字和逻辑使人们崇尚阅读和思考，刚刚发展起来的报刊并没有过多的改变人们的这一习惯，理性成为核心字眼。此后社会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更使得大众传媒技术逐渐多元化，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在不断的变化。这些发展印证着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也就是在“媒介即讯息”的前提下，媒介的娱乐功能也被放大，开始深刻地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改变了媒介自身发展的环境。

媒介技术的发展——如电报、广播的接踵而至，开始催生了大众媒介的高速发展。它们使“阐释年代”濒临结束，同时也拉开了“娱乐业时代”的序幕。形形色色的娱乐节目和娱乐内容通过文字、声音、画面、音频、视频不断冲击人们的生活。人们开始热衷于直观、生动和具体的信息，热衷于在短时间内无须太多思考的信息，随之“思考”渐渐淡出。

媒介的娱乐功能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全面、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被强化。作为大众媒介回应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后对精神层面的需求的一种做法，娱乐让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作为大众媒介而言，提供人们所喜爱的和所需要的，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权利，然而它也带来了更大的危机。在现实中，娱乐是无止境的，它并不是像娱乐功能定位的“调节生活”那样泾渭分明，这种娱乐在强大的媒介发展中变得无孔不入。大众传播媒介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陷入“人们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的泥淖之中。著名的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认为，大人传播媒介主要用于娱乐的比例非常大。人们的闲暇时间甚至是非闲暇时间都被娱乐所充斥。

四、娱乐时代的媒介责任任重而道远

回顾人类传播的历史：从语言的产生到文字的出现，再到印刷术的推广，直至今日电子媒介统治了人类的信息传播，我们可见的是各种传播技术所带来的人们思维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体现在童年如何出现，而后又是如何消逝的，更是体现在人类在传播技术变迁之后，其生活方式的转变，向着全民娱乐、事事娱乐的“娱乐时代”。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很有先见又不无担忧地论述了：未来的世界不会是像奥威尔害怕的“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是像赫胥黎担心的“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陈力丹曾颇为感慨地说，我们今天已经处在尼尔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讯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年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而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置疑。

新闻事业提供文化娱乐，不仅是一种消遣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观念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虽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崛起，使大众传播媒介对信息资源不再一统天下，然而媒介内容的控制权仍然是在大众传播媒介手中，公众获取信息和娱乐仍是需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相对于新闻信息的提供而言，大众传播媒介在引导人们如何娱乐和营造娱乐氛围方面的责任则更为重大。如果公众对于信息的辨别力尚且存在的话，那么公众对于娱乐，则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丧失了抵抗力。

大众传播媒介娱乐功能被放大，同时一直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功能也被放大了。拉扎斯菲尔德在媒介负面功能的研究中曾提出：媒介是使大众的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媒介常以低廉的代价占用或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时间。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能量更为巨大的年代，在“娱乐态度”占领人们生活的时代，娱乐正像是大量生产的商品一样，把大量宣扬暴力、色情、冷血、怀疑友爱和人生的内容传播出去，不止侵占着人们的闲暇时间，甚至渗透到新闻报道、政治等等本不该娱乐的领域。事事娱乐，全民娱乐的态度正在蚕食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这些都有悖于大众传播媒介存在的意义。如此一来，媒介在传承社会的基本规范、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社会责任也就更加难以推卸了。对此，大众传播媒介应担负起责任，不仅仅是承担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更要担负“全民娱乐”时代下引导社会精神层面的健康发展。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眺望者”，不仅要告知人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更应该使公众保持一种警醒，而不是当大众乐此不疲的追逐娱乐之时，就为大众无止境的提供娱乐。虽然如何履行这种义务和责任的途径还需进一步探究，但在“娱乐至死”时代中，大众传播媒介应当意识到其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还有责任去启发公众，去认识大众传播媒介过度娱乐化将会给这个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在“娱乐至死”的时代中，这种责任和义务的要求将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的要求都要高，都更现实，更加地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