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朝胡姓考》中“鲜卑论”再商榷

北齐作为中国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大交往时期的割据政权之一，其统治者高氏一族的族属问题向来为学界所关注。姚薇元在其著作《北朝胡姓考》中反驳了北齐高氏为渤海汉人的结论，从高湖其人和高齐一脉两方面说明，提出“北齐高氏出自鲜卑族”之观点，惜其所论有所疏漏。今从族源迁徙轨迹史实、民族生活文化传统来看，北齐高氏应属高句丽人。
一、对《北朝胡姓考》中“鲜卑论”再商榷
（一）“湖为鲜卑族”论存疑
高湖是姚薇元判断北齐高氏族属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姚薇元论其为鲜卑人的第一条理由，是世系所传言高湖之先祖——高裒，其人在史书记载中并无踪迹可循。然清代考据学家钱大昕曾在《廿二史考异》中明言：“按《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汉渤海太守高洪，居渤海蓨县，四时孙襃，字宣仁，太子太傅，此即湖之祖也。’此‘太傅’上当有‘太子’二字。汉时太傅为上公，除授者甚少，安得有高裒其人乎！‘裒’亦‘褒’之俗体字……”太傅位列三公，属正一品位，为专制统治集团中级别较高的构成者，向为历朝习以虚设。而太子太傅则常为实衔，由字面义已可知为太子教师。由此可见，有关高裒的记载出现缺漏，是北朝时高氏子孙将“太子太傅”传为“太傅”，即刻意抬高先祖职官地位的结果。当然，与汉字的俗体变化也不无关系，也可能是后世传刻、手抄史书材料时出现了讹误。据此，依钱氏说法，高裒确有其人，此论不成立。
姚薇元继而说高湖“其子孙之名，多类鲜卑”，恐亦不足以构成判断族属的根据。以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为尊，变化自身适应政治、文化风向，实属合情合理又常见于史之情形。《资治通鉴》载：“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无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北魏孝文帝下令改鲜卑族姓为汉姓，例，将代北地区独特的三字姓“步六孤”改为单姓“陆”，使当时人名都倾于“类汉”。这自然由于其时汉族文化较为优越先进，改姓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然，北周的皇帝恰正相反，他将“步六孤”一少数民族姓氏赐给汉人大将军杨坚。由以上正反二例可知，鲜卑人与汉人均可拥有并非自己族属的民族姓名，更不论史籍撰写、流传中因避讳、音译等情况而引发的对人名的改动。因此，单纯以姓名判断族属，恐失说服力。
又《新唐书》载：“高氏出自姜姓……隐，晋玄菟太守；生庆，北燕太子詹事、司空；三子展、敬、泰、展……”自高傒二十五世孙、高量十世孙高洪为东汉渤海郡太守，迁至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渤海高氏便由此发轫，渐第成为汉族之名门郡望。这和姚薇元所认为的胡之祖三世皆仕慕容氏相合。由此推知，高湖是以渤海汉人的身份先后入仕后燕、北魏，受到了鲜卑文化直接、长期的影响，但确实不是鲜卑人。
（二）“高齐本出鲜卑族”论存疑
有了高湖是鲜卑族的先论，姚薇元随即阐明：“北齐高欢即高湖之孙，是高齐本出鲜卑族可知。”经过此前缕析，已然得知此推断依据有误。不仅如此，姚薇元为证明北齐高氏为鲜卑人所举出的另外六条理由，也不乏值得推敲之处。
如例证二，举侯景轻视世子高澄为鲜卑小儿之事。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汉人与湖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湖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阎海也持有相同看法，他说：“当时主要以文化习俗划分民族，高洋被称为‘鲜卑小儿’即属此例，并非指其血统而言。”二位学者俱发见当时鲜卑族占据统治地位，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受到鲜卑族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政治集团里频繁接触鲜卑高层的高氏，大抵绝难避免带有鲜卑人的气质和习惯。侯景本为羯族，对于同样身为异族的高氏如此迅速且深刻地同化于鲜卑，恐有不甚感服之心，其鄙视或来源于此也未可知。
由此也可以反对姚薇元的例证六，其理由为北齐高氏日常穿着俱为胡服。如果仅凭此就下判断，那么同理可言在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日常穿汉服的鲜卑人都是汉人。显然这种推断方法并不可靠。正如《旧唐书》所记：“北朝则杂以戒夷之制，止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胯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不仅是受到了政治风向的影响，人们倾向于穿着胡服。从生活便捷度来说，当时的胡服多为贴身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紧窄，相对于宽松、飘逸的传统汉服来说，似乎更适合于日常劳作与活动，因此受到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广泛接纳。以鲜卑统治社会下的产生普遍影响的装束去论断一个人的族属，当有存疑之处。
阎海在其文章中还指出了一可疑问题，即当时整个社会“重鲜卑，轻汉人”，高欢却自认是“华夏名门”渤海高氏。按正常逻辑而言，若高氏本为鲜卑人，大可利用自己优越的民族、阶级身份去进行活动，在政治、军事上也更能把握先机和有利条件，何以自降身份称为汉族？综上所述，可知北齐高氏的本实族属应当低于汉人。
二、对《北朝胡姓考》中“非汉论”之肯定
姚薇元以高湖的身份为基础进行论断，是默认高湖乃北齐高氏之祖的结果。按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以父系来划归后代族属确实合乎常理，但姚薇元恐怕忽略了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世系的伪造问题。从零散但不失逻辑的史料来看，高湖和高欢、高洋等人似乎并无血统上的关系。
对高氏世系的整理，比较可靠的史料仍旧是围绕高湖展开的。《魏书》有记载曰：“高湖，字大渊，渤海蓨人也。汉太傅裒之后。祖庆，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书。湖少机敏，有气度，与兄韬俱知名于时……湖弟恒，字叔宗，慕容垂钜太守……”辅以其他内容，大概能捋清一个脉络，即“高湖—高谧—高树生—高欢”。
但这种说法的可疑之处却班班可考。《魏书》的作者魏收在时间上距北魏不远，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有很多，故而内容丰赡全面。在其之后的诸家魏史尽亡，唯其得以保存传续，足见其史料价值胜过别家，更具真实性、可靠性。然而，在湖传中只提到了湖子高谧，完全没有提到同处于北魏的谧子高树生。另外，《魏书》的类传有着鲜明的家传色彩，新增了《官氏志》和《释老志》，说明魏收对反映社会风尚和特点有着自觉的意识和深刻的见解。后来《魏书》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引起激烈争论，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修改。既重世系，又有修改，为何最终关于高树生的简略文字只散见在《高湖传》内，而未有关于其的详细记载？高树生作为高湖之子，难道一生事迹殊无可言？
若将此归于文献的散佚，那么高树生的生年就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高湖与高欢无甚关系。缪钺先生指出：“盖高湖、高谧乃渤海高氏，入仕魏朝，高谧或本无子嗣，高欢乃塞上鲜卑或汉人久居塞上而鲜卑化者，既贵之后，伪造世系，冒认高谧为祖，谓其父树生为谧之长子，以附于渤海高氏之名族……至于树生生年即高谧卒年，高氏伪造世系时盖未曾细加推算，故漫谓树生为高谧‘长子’……”若如北齐高氏所拟之世系，既高谧已于高树生生年去世，必不会有次子高翻。所以，这是在伪造世系时大意所犯的错误。
按前论已知，高湖确为渤海汉人，则故意攀附渤海高氏的北齐高氏，要么是汉人中的破落户，要么是社会等级低于汉人的其他民族。而姚薇元在书中对北齐高氏为鲜卑人的论证，全部是围绕“非汉”展开的。如例证一，杜弼答问说治国须用中国人，高洋以为此言是刻意讥讽他；例证三，高洋认为太子高殷更像其母李皇后（赵郡李希宗女），继承了汉家的性质；例证四，文宣李后因是汉妇，高隆之、高德正进言不宜立后；例证五，高殷斥杨愔为汉人，允许高演杀杨愔。这几条有益的信息俱可以证明北齐高氏自认并非汉人，盖其族源另有所出，且社会地位更低。
三、北齐高氏实为高句丽人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名为“高丽（高句丽）”的政权，一个是高氏高丽，另一个是王氏高丽。高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高句丽族为主，按姓氏来看，北齐高氏应当属于他们的后人，故以下所说高丽（高句丽）均指高氏一脉。
高句丽的族源是我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貊人东迁后的夫余、高夷等，后又融合了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汉人、鲜卑人等，是一个复杂的民族。经过长时期的发展，高句丽的境域拓展到我国鸭绿江以东、以南地区和图们江附近，统治中心逐渐转移并确定至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国力大大增强，到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值得注意的是，自西晋以来，高句丽人便和鲜卑族慕容氏发生了频繁且激烈的冲突。即使是到了实力逊于前燕的后燕时期，高句丽仍是在对峙中处于劣势的一方，鲜卑人依靠军事力量肆意掠夺物资和人口。“这些高句丽人除了一部分被安置在辽西地区以外，还有一部分则进入了今河北省境内。”按照阎海的说法，《魏书》中高道悦、高肇等人的传，均标明他们是“自称”或“自云”为渤海人，大抵北齐高氏的直系亲祖和他们一样，应是从东北迁移至中原的高句丽人。既然是战败亡民，社会地位必定不高，这点已然暗合前此所论“高氏族属本低于汉族”。
进入中原之后，高句丽人和鲜卑人相融合，虽然经过几世甚至变得和鲜卑人非常相似，但是流淌在民族血液里的一些传统仍旧保留了下来，这也能成为我们判断当时人族属的一个重要条件。关于高句丽的文化，在《魏书》中有明言记载：“衣其俗淫，好歌舞，夜则男女群居而戏，无贵贱之节，然洁净自喜。其王好治宫室。其官名有谒奢、太奢、大兄、小兄之号。头著折风，其形如弁，旁插鸟羽，贵贱有差。常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不仅生者如此，高句丽社会风气崇尚厚葬，以石为棺，常加以金银等贵重陪葬品。高欢的堂弟高岳奢侈成性，喜好酒色。而高洋在都城邺（今河南安阳）修筑了三台宫殿，极尽奢华之能事，不惜动用了十万民夫。但作为游牧民族的鲜卑统治者，对文化艺术的欣赏体验则稍显落后，或者说行为处事带有更多原始、朴素的气息。除却两个民族对奢、俭生活方式的追求态度不同外，位于今山西忻州南缘地带的九原岗墓群从墓室壁画一角度提供了有益信息。虽记载墓主人生平的墓志等均已被盗，但从墓葬的形制加以判断，已可认定墓主人为北齐高氏集团的核心人物。墓室的东壁顶部残存的三足乌的形象，这种起源于中原的神物是高句丽人心目中最高权力的象征，甚至远远高于对龙凤的崇拜，这和中原汉人有巨大的不同，北齐高氏显然继承了其族源中的原始神灵信仰。
另外，阎海又指出，另一高姓人士——高保宁曾在高句丽移民居住的地区生活。高保宁乃北齐皇族的远支，其出现在高句丽生活范围内的事实无疑又是一强大例证，兹可说明北齐高氏与高句丽确实存在联系。再依此前所论族源迁徙和文化传统两部分内容，北齐高氏并非鲜卑族和汉族，则其必定是社会地位更低的高句丽人。
四、结语
综上所述，姚薇元在《北朝胡姓考》中对北齐高氏族属所作的论断并不准确。高氏通过民族大迁徙进入中原，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步入北朝政坛后，因为高句丽人出于谋取名声和建立政权的现实需要，他们曾经攀附汉人望族渤海高氏，后又特别强调自己的鲜卑身份。但这一切，依旧无法抹杀北齐高氏为高句丽人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