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绝学观的科学性辨析

明清之际，黄宗羲提出，“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接着讲道，“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明夷待访录》），认为绝学上有所发明者当国家人才之考核和提拔用。此处有两个要点：其一是绝学用于发明，其成果当经世应务，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这是浙东学派的学术精神；其二是发明始于研究，其内容属科学范围。其目的和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本文拟对此加以阐述。

一、浙东学术的应务考察

学术界论及明清浙东学派的渊流，基本都会追溯至南宋事功学问。南宋浙学是针对宋代道学的道德性命理论流于空疏、形上之弊病而发展起来的，以事功对峙天理。明清浙东学派接续其传统，尽管章学诚等人一再强调其学有所宗，不立门户，多轨并行，但其实际主张还是经世致用的实学，侧重经、史、事之研究，成就斐然，为后世赢得浙东史学派、经史学派等名声。在此基础上，黄宗羲提倡绝学研究。宋儒认为，绝学是指圣学，为往圣继绝学是其认为儒学道统在汉唐已偏离，甚至失传，要复兴传统经典，接续先秦孔孟之道，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学术使命。南宋事功之学对其绝学不以为然，但并非不弘扬儒道进行道德教育，而是认为哲学不应将天理人欲分开，反对先性后情和体用本末之别，主张在其合一的基础上呈现汉唐事功的价值。南宋事功之学虽不免远道偏至之讥，但发展出重视济世达务的学问，将儒家经典看成当时历史和事件的表征，当作可资后世借鉴的经验教训，而非高高在上只能听命的天理。其强调儒道应该切于社会和生活的功用，将经术、史学和事功三者合一，注重对社会事务和才艺技能的掌握，涉及经济、财会、政治、军事、法律、农业和人事制度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之际，浙东学派正式接续“绝学”一词，更换其内容，用以涵盖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和水利等科技实务领域，其中历算、占候与天文物理、历学计算和天象人事有关；而乐律主要与儒家礼乐相关；测望是几何、代数及其应用的产物；火器更是西方技术的发明；水利指水运交通和河流灌溉，涉及水文、土壤、地理和交通等方面的知识，扩展与加深了南宋事功之学的内容，显然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冲击的结果。

事实上，宋代道学作为浙学事功的批评对象，其标志性人物朱熹并非完全不考虑科学知识及其精神。在论及格物致知时，他强调：“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朱熹认为，对事物进行认知，领会其道理，即形而上之理，即通过研究形而下之器，来领悟形而上之道。为此，朱熹对天文、地理进行过研究，翻阅过沈括的《梦溪笔谈》，创作出思考自然现象的著作《参同契考异》；所著《北辰辨》考察天球和星座；在《尧典》《舜典》注中有过岁差、置闰法和浑天仪的论述。从道学家和事功学问的科学认知来看，没有太多的差别，归属圣学内容，只不过浙东事功派更全面、更侧重而已。更重要的是，两者都在经术和事功范围内讨论问题，并以前者贯穿后者，无法摆脱传统的逻辑框架和思维方法。

二、黄氏绝学的研究原则

史料表明，黄宗羲对以传教士主编的《崇祯历书》钻研甚深。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召修明史，监修总裁徐元文不仅征调其门生参修，还委托万言约黄宗羲审阅《明史·历志》稿，希望能够正其谬误、删繁就简。黄氏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对《崇祯历书》的历史地位和科学价值进行了很高的评价，回复道：“某意欲将作表之法，载于志中，使推者不必见表，而自能成表，则尤为尽善也。”（《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已触及西方天文学深层的方法论，掌握制表之法就是要领会数学和图表理论，从天文现象观测到数物原理的演绎和推算，并构成精确吻合的宇宙运行体系，此乃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主要成因，即实验观测、数据推算和逻辑演绎三者合一。命题假设、逻辑演绎和科学实验则是明清之际传统文化和科技研究所缺乏的。还是在那封给高足万言的信中，黄宗羲斥责那些将西学或他人成果占为己有的做法，并说道：“顾关系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无愧。”其子黄百家在《黄竹农家耳逆草》阐述学问之代际关系时说：“然而天载无穷，非一人一世所能究。故有前人之所创，而后世每能度越者，非后人之能遽胜前人，要皆因前人以为蓝为水而后能冰寒青出也。”黄百家认为，科学研究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前进，历算在西方是专门之学，有其好奇、喜新和竞胜的心智驱使，并累积而成。总体上，黄氏父子都有明晰确然的学术史意识，主张摒弃怪诞、唯物实证的观点，体现出对西方科学的认知、研究方法的熟悉及其价值精神的领会，具有科学启蒙的积极意义。

当然，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学术目标还是维护和发展传统文化。黄宗羲直言：“勾股之学，其精为容圆、测圆、割圆、皆周公、商高之遗术，六艺之一也。自后学者不讲，方伎家遂私之……珠失深渊，罔象得之，于是西洋该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叙陈言扬句股述》）“罔象”是传说中的水怪，传教士漂洋过海至中土，以此喻指西人。在他看来，西方算术是中国早已失传的勾股之学，不过其名更换而已。而其弟子陈许于不仅钻研西学，迎接其挑战，而且敢于用传统回应，并著书立说予以阐明。黄氏非常重视其弟子学问，视为中国传统科学知识的复兴，具有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的重大意义。此即经学复兴的内容。绝学其实是经学，只不过其学问无人继承，被西学发展起来而已，这才是“为往圣继绝学”的要旨所在，真正要传承的内容。换句话说，黄氏力证的还是儒家经典的重要性，甚至是唯一性。

实质上，把绝学作为经学的附庸，不仅体现在内容的涵盖及其局限性上，而且在深究思考时也难以摆脱其儒家人性道德论的审视。黄百家在《上王司空论<明史·历志>书》中比较了郭守敬历法与西洋历法的差异，“郭氏之弧矢割圆，创术奇矣。顾欲得一算，辗转推求，历久始得，甚繁难也。平心论之，实不如西术之三角八线，又简捷又精密，人情苦难而乐易，畴肯复舍其简便精密者，而更从事于繁难乎？则郭术之从此为广陵散有断然者。”黄百家将郭氏历法被取代的原因归结于“人情苦难而乐易”，人性之根本在于享受简易所带来的快乐，说到底是一种享乐主义，出于人性的考量，而并没有归结到科学进步及其所依据的原则上。在浙东学派看来，人事治理才是目标所在，即经世致用的价值，而非科学知识的不断探索和累积进步。黄宗羲在《亡儿阿寿圹志》中自述：“予注律吕、象数、周髀、历算、勾股、开方、地理之书，颇得前人所未发。”其提倡绝学出于两种考虑——用于时世和授人传承，即得符合事实的理，并运用其解决实际问题，并非根据科学方法和步骤不断挖掘事物内部的科学原理，即根据观测所得，提出假设、推导和演绎，并加以验证，甚至利用技术手段探求事物的内在性质和规律。黄百家说其父批评后儒“议论深微”“究之绝无把柄，恍忽不可为象”（《黄竹农家耳逆草》），去圣远道，其过错就在于“始为深”。“煌煌庭训”影响了浙东学派绝学的科学性探究，科学研究要不断假设、构想和深究，摆脱经学笼罩，制定科学性的原则和方法，逐渐发展现代学科意识，诸多规律发现或成果发明暂无所用，却为日后大用，而这种无用却大用的研究是其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科学观念所无法支撑的。

三、浙东科学研究的历史命运

随着明末清初禁教的颁布，加上传统的科考人才选拔制度和儒家经书的统治地位的衰落，此种文化体制环境下，改进技术条件，从事科学研究，传承绝学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黄宗羲痛苦和无奈，自己学习时“无从叩问，心火上炎，头目为肿”，自己学成时“而无所用，屠龙之技，不待问而与之言，亦无有能听者矣”（《王仲撝墓表》），更不用说其后兴起的传统文化至上、穷经闻道甚至华夏中心的为学观念，即便是传承其实证的方法和精神，也被用于儒家经典的疏证与考据。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黄宗羲在称赞弟子陈许于勾股研究时说“珠失深渊，罔象得之”，奠定后来“西学中源”论的基础，全祖望沿袭其说更概括出“中学西窃”的说法，“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在《观天诗》中借“哲后”（贤明的君主，即康熙）说，“周商之学，西人窃剿之。假而不返，莫探讨之”；在《二西诗》等作品中全氏说历算之学已有发展，奇技已被上国收好，火器亦已造就，警告西人莫借科技力量来图谋不轨。浙东学派的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其绝学的发展只能等待近代国门重开之后。“绝学”由张载等宋儒直承孔孟的圣贤之学，经南宋事功学问，发展至明清之际浙东的历算、火器等六种实学，是否期望与六经并行，不得而知，可其间的历史及其命运，令人回味与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