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的坚毅来自于信仰的坚定——电影《信仰者》对于大学生课程思政的启迪

高校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人的路径何在？大学生的三观如何正确培养？这是高校思政部门和思政课教师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进一步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用足、用好各个渠道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宣传我们的道路自信？笔者认为，利用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这一载体是一条高效的途径。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电影《信仰者》，就为大学生课程思政提供了很好的教材。文章主要分析电影《信仰者》在大学课程思政中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激发大学生的思考，以期为大学课程思政的发展进行有益探讨。

一、避开说教，倾向性的鲜明与艺术表达的隐蔽

毫无疑问，《信仰者》是一部阐释共产主义者坚守信仰的影片。影片基本情节是红十军团干部战士在方志敏同志的率领下北上抗日，方志敏不幸被俘，入狱后他坚守信仰、宁死不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写作，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著名篇章的故事。

今天，在和平环境中学习的大学生，有的并不十分了解鸦片战争之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历史，也未必清楚连年内战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具体罪行。为什么先烈能抛头颅洒热血披肝沥胆，信仰者的信仰从何而来？唤起民族的启蒙意识，奋起反抗的使命感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理想，支撑着这一群年轻的勇士勇猛前进。

但是，这样的故事在中共党史上并不鲜见，怎样才能够演出新意、吸引大学生的眼球？《信仰者》的特色在于把笔触伸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电影的侧重点不是国共两党军事战争的炮火硝烟，更没有“手撕”“肉搏”“血肉横飞”的“动作场面”，而是把落笔的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心理白描与性格白描之上，杜绝了概念化、脸谱化的写法。例如，对国民党军队旅长王耀武的人物刻画就是从不同信仰切入；对于方志敏身边的看守，编剧也写出了其常人的一面，为他们被感化而参与营救方志敏埋下了伏笔。这些从“人性”“人格”角度切入的情感描写，真实地反衬出信仰力量的强大。

必须强调的是，剧作者与导演、演员坚定地践行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莎士比亚化”的原则，而不是直奔主题、立足说教。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坚定的政治立场、强烈的时代观念与艺术创作的美学法则、艺术表现的历史厚度并不矛盾。时代需要立场鲜明不意味着艺术一定粗糙，而是相反。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谈论他的历史剧《济金根》时说：“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殊的东西……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与此同时，恩格斯认为，衡量好的创作的尺度应该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结合”。正是在这一点上，《信仰者》把鲜明的倾向性与生动的艺术表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突出重点，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看和不看当然是不一样的，关键是影片靠真实性说话。在当今社会用艺术的方式去影响下一代，要做到真实、可靠。这两点《信仰者》都做到了，非常接地气。”在《信仰者》的一次座谈会现场，一位教师这样说道。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课程的“思政”是融入专业课程的，是要使用专业课程的知识把真理、真情、真实传递给莘莘学子。

《信仰者》导演杨虎认为，文艺作品具有假定性，是艺术创作的客观要求；而对于以人物尤其是重要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其真实性要求更高。至于电影，除了道具背景装束的需要一一核实、绝不以己意为之以外，人物的活动场景、行动逻辑乃至所使用的语言、习惯性动作都有着准确、规范的要求。对于红色基因的刻画、对于革命信仰的弘扬，尤其要避免千篇一律的说教。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涂抹的，在《信仰者》这样的剧作中，尤其不能随意出现。

杨虎说：“如果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搞得很虚假，观众是不会接受的。”因此，在该片后期合成之际，一些能吸引眼球的细节，如方志敏在营救妻子缪敏途中与敌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巷战，还是舍弃了，因为在历史上查无实据。

历史背景是不允许虚构的，但是表达必须艺术化，要通过触摸英雄灵魂进而打动观众的内心。所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是建立在严格的真实的基础之上的。从主角方志敏到递烟锅子的小战士，每一个角色的历史和背景，剧组都做了大量工作，目标只有一个：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列宁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如果大学教师——无论是教授艺术史、当代史还是美学原理、现代文学，能够把创作《信仰者》的“真实原则”融入课堂，收效一定是显著的。

三、潜移默化，细节的把握与美学风格的形成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对于一部优秀的电影尤为重要。对于传统的红色影片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至今其中的经典细节还在一代一代传颂。《信仰者》剧作者李海江在加强细节的作用方面，根据历史资料紧紧把握对方志敏的“三次劝降”和老革命刘畴西与王如痴的“三次下棋”，使得剧本熠熠生辉。“三次劝降”是阶梯式的推进，第一次是监狱里面的钱处长对方志敏的劝降。剧本着重强调钱处长是站立的，方志敏是坐在椅子上的。钱的居高临下，暗示他是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对待方志敏。第二次劝降是当时的南昌行营主任顾祝同出面，他是国民党高官，镜头突出的是方志敏和顾祝同中间隔了一个铁栅栏，此象征意义为信仰者方志敏和劝降者顾祝同中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第三次劝降是蒋介石亲自出马，方志敏说：“我的年龄36岁，你下命令执行吧！”而刘畴西与王如痴第一次下棋，刘畴西悔棋，王如痴就允许，战友情在，可以通融；第二次悔棋，王如痴把棋盘给掀了，表现出他刚直率真的本性；第三次下棋是在走向刑场之前，王如痴则大度地说：“你悔一步吧。”刘畴西已经悟出人生如棋，开弓没有回头箭，说：“不悔了，这棋有很多时候没法悔的。”这两个“三”匠心独运，妙笔生花，以细节写人，用细节状景，靠细节悟道，显示出深厚的艺术造诣。

“风格即人”。艺术作品重在形成自己的风格，风格是受众形成艺术期待的要素之一，要想完成思政任务，审美是必由之路。在《信仰者》里，从方志敏与狱友拖着手铐脚镣出场，用英语问记者：“请问您是美国人吗？”继而昂首留影，沉郁悲壮的气息扑面而来。因此，“从悲壮开始，到悲壮结束”的评价是中肯的。尤其是结尾对烈士的慷慨赴死，影片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刘畴西用俄语说“苏联姑娘真漂亮，特别是穿上军装！”“我们的孩子就是高鼻梁”表现出刘畴西视死如归，又充溢生活的渴望。而方志敏则是在《可爱的中国》的画外音里慨然赴死：“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片尾，操场上，数千学生在朗读课文《可爱的中国》：“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不是“光明的尾巴”，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的期待”，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初心”，加强了悲壮感，烘托了“英雄气”，是今天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绝佳教科书。

四、结语

孟子云：“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刘子钟评论萨都剌的《雁门集》时解释说：“所谓读书破万卷者，大可为也；所谓下笔如有神者，化不可为也。大而至于能化，可以谓之神，而为诗道之极也。”可以说，电影《信仰者》此片是李海江继《我不是王毛》后的又一力作，获奖实至名归。

自信的坚毅来自于信仰的坚定，而对于信仰的艺术阐释能够深入大学生的心灵，相信信仰的光芒会照彻学子的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