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史学年报》探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风气活跃，各种学术团体不断涌现。在这股趋势影响下，史学界纷纷组织社团并出版史学专门刊物，《史学年报》即为其中之一。《史学年报》是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的会刊，主要由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在校学生编辑，并得到洪业、顾颉刚等知名学者的支持。为保证年报出版质量，史学会设立了出版委员会和稿件审查委员会，所收文章内容注重国史研究，质量过硬，编纂校对精审。本文针对《史学年报》在创刊和发展历程中出版机构设置、编纂机制、内容倾向等内容进行初步探讨，或可为今日史学进步之参考。

一、发起和存在过程

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学界思想愈发解放，学术文化活动也更加活跃。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逼近北京，张作霖被迫退守关外。北伐军进驻北京后，北京学术气氛为之一振。

在这样的背景以及国外学界的影响下，国内学界组织的研究团体渐渐多了起来。史学界组会之风也随之兴盛起来，并出现了联合，于1928年冬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学术交流的加强促进了史学的科学化和专门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史学专门刊物的出现和发展。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编纂的会刊《史学年报》就是其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1927年，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学生自发组织了历史学会，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活动起来。1928年，国内学界、高等院校中创办各类学会之风大盛，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师生顺势而起，重新组建历史学会。初期历史学会成员只有二十多人，多数来自本校历史学系，但是学会同仁的积极性都很高，都有着远大的学术理想。

在成立大会上，大家讨论并对比中西方史学，发现西方史学的大发展也不过百年，但是他们“史料之分类与审订也，史学理论也，历史哲学也，考古也，类皆议论将定，成为科学”；而国内学者更多的是沿袭传统实用主义的学术路线，舍本逐末，专求技术之路，视历史学为无用，甚至连学校通用的课本“皆裨贩移译，以之充数”。为了光大学术，促进学界交流，历史学会决定编辑出版《史学年报》，汇编、发表师生的研究文字，大力倡导深入研究之风。

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史学界已经渐渐接受并强调史学的独立性，但受以往史学传统的影响，仍然有很多史学杂志未区分历史和地理。比较而言，《史学年报》从创建之初就强调其学科的独立性。这一取向与学界的认识深入是一致的，但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国内史学界突破传统观念束缚的自发现象。

编辑出版《史学年报》是历史学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29年5月20日，第一期《史学年报》终于出版，此后陆续编辑了12期。抗日战争前期，燕京大学以教会大学的名义在敌占区继续顽强生存，虽然历史学会的活动已经明显不如以往活跃，但年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仍然在坚持。

二、编纂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建设

历史学会同仁为了出版年报，保证刊物质量，本着求实效的原则，设立了专门的出版委员会和稿件审查委员会。年报出版委员会设有主席、文书等岗位，本着锻炼学生的目的，这些职位都由历史学系学生担任。出版委员会之下设稿件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中既有在校教师也有学系学生。史学名家洪业、邓之诚、顾颉刚等人都曾经担任过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年报刊登的稿件能够经过他们的“法眼”认证，自然质量都是很高的。

年报除了设置这两个委员会之外，其编校方法也值得注意。“学术刊物，犹重校对之精审”。《史学年报》作为一种学术刊物，编者们自然希望它们能够传之久远，所以在校对上狠下了一番功夫。年报的文字编辑人员对每期稿件往往要校对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要校对七八次之多。《史学年报》编辑者也称：“虽未能必其绝无屯毛之误，亥豕之讹，然较之时下刊物，已有渊壤之判矣。”

三、踏实的学风

传统学术倡导“学以致用”，当时国内史学研究也依然存在“实用主义”倾向。这大多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动机，本身也无可厚非，但从史学自身来看，这无疑干扰了它长远健康发展。很多史学刊物为此偏离了史学研究的方向，失去了依托，导致自身的存在较为短暂。相比之下，《史学年报》则走了一条更为纯粹的学术路线，虽然当时的效用似乎不是那么明显，但却因此获得了较强的学术生命力。

从发刊词中我们可以发现，《史学年报》的主办者是反对传统“实用主义”学术路线的，在慨叹国内史学界“宝蕴于山，过而不顾，货弃于地，俯拾无人”的同时，极力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取向。既然走了这样一条学术路线，《史学年报》中就刊出了大量考据类的文章。其中，仅以“考”“考略”“考释”命名的文章就达32篇之多。

当时，很多学者主张学术为救亡图存服务，燕京大学学生更是积极参与反日爱国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史学年报》收载的很多文章都显露出“救亡图存”的影子来。从文章的选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学者及燕京大学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比如徐琚清的《北边长城考》（总第1期）、黄文弼的《楼兰之位置及其与汉代之关系》（总第3期）、张维华的《明辽东边墙建置沿革考》（总第6期）、林树惠的《明之北边备御（兵备）》（总第12期）、刘选民的《清代东三省移民与开垦》（涉及日本侵略东北的图谋）（总第10期）等文章内容显然是关于边疆问题的；其余还有诸如社会经济问题、兵祸等。王伊同在《五季兵祸辑录》中写道：“区区微意，盖欲与后世相较，使知祸乱之发，虽今古相隔，而斯民所罹荼毒，乃有相同者焉。亦庶几可以为鉴戒矣。”其中不难看出作者深切的爱国情怀。

四、在艰难中跋涉

当时很多学术刊物无法坚持办刊，除了刊物质量问题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足够的发行经费。《史学年报》的发行同样遇到这样的难题。《史学年报》发行的基本经费主要来自历史学会的津贴（大洋200元）和少数学术广告的费用，其余都靠历史学会师友捐助。《史学年报》前3期在发行几年后，在琉璃场书肆每册索价增至大洋3元，但是因为销售周期较长，根本无法用这个收入来补偿印刷费。所以，尽管《史学年报》内容非常充实，但每次“都是在十分‘难产’的情形下出版的”。学会同仁遂有募捐和创立出版基金之议。1937年，历史学会出版委员会提议募捐史学年报基金。《史学年报》此后的3期容量渐有所扩充，尤其是第10期的纪念特刊，其内容约比正常多出一倍。另外，历史学会也通过积极扩招会员的方式筹措资金。虽然每人每年会费只有一元，但聚沙成塔，随着学会力量的壮大，相对于固定的学系津贴，这笔款项无疑也促进了《史学年报》的发展壮大。

《史学年报》能够与《燕京学报》一样成为燕园里存在时间最长的刊物，还得益于历史学会良好的学术氛围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燕京大学创立之初，人文学术研究底子并不好，历史学系的课程以西方史为主，国史研究基本谈不上有水准。1924—1927年，洪业在参与筹建哈佛燕京学社的过程中兼任燕京大学文理科学院教务长，认真进行教学管理和课程设置的改革。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创立，洪业兼任该学社编纂处总编辑，他先后延聘国内名师如陈垣、张尔田、邓之诚、容庚、郭绍虞、张星烺、冯友兰等入燕园执教，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没过多久，燕京大学的史学研究就与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齐名。

五、结语

抗战期间，由于不愿接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敌占区的学生大量进入燕园，历史学会的成员大量增加。但此时力量的壮大却是因为民族所遭受着巨大灾难，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同年12月8日，日军进入燕园，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历史学会的活动被迫停止，当年的《史学年报》也胎死腹中。1946年，历史学系同学重建历史学会，并准备重新编纂发行《史学年报》，但终因经费不足等原因没有成功。

《史学年报》从创刊到被迫结束，前后出版了12期。齐思和在《史学年报》10周年特刊的纪念文章中指出，《史学年报》的寿命与当时西方很多著名杂志相比，“直婴儿之与彭祖耳”。但相比之下，《史学年报》存在的时间又还算久，其集中刊发的成果也足够丰富。

年报编辑者倡导并坚持纯粹的学术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学术研究。围绕年报的编辑出版，一批功底扎实、学风踏实的年轻学者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很多领域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