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历史的故事化叙事及手法

纵观电视节目的发展，其中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从“宣传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即受众的审美接受方式从“接受”到“参与”转变。对于文化类综艺节目而言，这一点尤为明显。调动受众“参与”，接受受众的审美选择，便成为当下文化类综艺节目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节目在创作中需要积极引导受众自主参与，接受他们的选择，并满足其多方面、多层次的审美需要。

近年来，故宫IP热度持续攀升。自这个超级IP出现以来，微信端的浏览量常常是10W+；淘宝上“故宫淘宝”网店粉丝653万，“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粉丝365万；故宫口红上线不到1小时，销量突破5000件。故宫IP的影响力还扩展到纪录片和综艺节目领域：《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节目因其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时尚多元的表达方式收获了口碑和流量的双丰收。本文通过梳理文化类综艺节目中故宫IP可视化的内容呈现与表现形式，研究受众的审美感受方式如何选择并塑造了节目中的故宫IP，故宫IP又是如何在与受众的审美交流中获得艺术认同。

一、故宫及文物的画面呈现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对于故宫这样的题材来说，文化容量大、历史意义深刻，呈现难度可想而知。要让文物活起来，可以将写实与写意结合，通过打磨精致的画面语言，将冷冰冰的实物变成有温度的载体。《上新了·故宫》与《国家宝藏》在这方面各有千秋。

（一）实景拍摄

“摄影的客观性赋予影像以任何绘制艺术都无法具有的可信性，它们真实地存在于空间与时间之中。”《上新了·故宫》通过实景拍摄，多次深入故宫未开放的区域，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采用仰视、大全景等景别来凸显故宫宫殿的庄严，再辅以特写镜头刻画故宫文物的精致，让观众感受到故宫六百年来的时间流逝，仿佛置身于历史空间之中。同时，画面摄制静中求动、化静为动，通过镜头的运动、时间的流逝、光影的变化使静止的文物运动起来。例如节目第二季第10期寻找冬至暖阳的过程中，节目通过双重叙事，解释了每年冬至正午当北半球日照角度最低时呈现的自然现象。并通过或正面仰拍或侧面平视的全景镜头以及延时摄影，完美呈现了阳光扫过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下五条金龙、天坛皇穹宇内皇天上帝牌位、颐和园十七孔桥的每一个桥洞的“奇观”，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让观众领略到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妙绝伦。由构图、色彩、光线等造型语言营造的富含意蕴的画面，不仅激发人们对于历史的诗性想象，更使人们在诗性想象的追溯中感知古老的东方文明与历史。

（二）技术再现

新技术的运用，能够使平时难以见到的文物得以立体、清晰地展现。《国家宝藏》便是利用舞台艺术，结合先进的科技，将艺术与技术融合在一起。节目在“国宝亮相”环节，通过360度全息幻影成像，将国宝的三维影像悬浮于舞台中心巨大的立方体纱盒空间内；当博物馆馆长介绍文物相关背景知识时，同样也是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将文物的三维画面悬浮于半空中。同时在色彩方面，大量地运用白色光，制造出一种干净、纯净的感觉。这样的画面观赏效果类似于在博物馆中看陈列物品的体验，使《国家宝藏》虽然外表是综艺类节目，但内里体现了文博类节目的质感。

正是因为不同的呈现方式，《上新了·故宫》与《国家宝藏》给受众不同的体验。在《上新了·故宫》中，节目试图让观众“零距离”观赏故宫的文化瑰宝。虽然节目会通过全景甚至大全景具有纵深感的空间画面表现故宫厚重的历史，但特写镜头的采用，放大并强调了拍摄对象的细节，既能够让观众细致地观察文物，又能够造成观众的紧张期待，从而吸引观众注意。因此，《上新了·故宫》的文物出场常常会给观众亲切感。而《国家宝藏》的国宝亮相环节，通过“抬高”国宝的地位，给人以历史厚重感，尽管纱盒投影可以变化文物的展示角度，满足观众的观赏需求，但这种看得见、摸不着，虚幻的、被隔离的感觉推远了受众的心理距离，使国宝在观众心中有一种神圣的崇高感。

无论审美的心理距离是拉近还是推远，都是为了激起观众的民族自豪感，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从这个角度看，沉浸式体验有利于观众产生共情。“沉浸式”概念最早发源于戏剧领域，强调观众的体验及参与，引申到电视节目领域，即是要注重观众体验。现代舞台技术有助于提升物理空间的场景感，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国家宝藏》舞台的主视觉呈现采用长43米、高7米的巨型LED环屏，丰富了节目的视觉呈现，增强了节目的感染力。如在节目第一季第1期中《千里江山图》平铺其上，恢宏大气，在青山绿水环绕的舞台上，产生人在画中游的感觉。现代技术带来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加深了观众对故宫文物的了解，让历史文物焕发新生。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4K+5G+AI”能够助力文化类综艺节目可视化体验升级。故宫IP借助新技术，综合各种新的表现形式，能够带给观众更加立体的沉浸式体验。

二、文物历史的故事化叙事及手法

故宫的每一座建筑和每一件文物都经历了许多故事，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古人的敬仰、今人的好奇，都给故宫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收藏、陈列在博物院里的文物是静态的，并且割裂了文物与人、文物与环境、文物与历史的关系，因此，要让文物“活”起来，就需要还原与文物相关的情境，激活其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听故事的愿望在人类身上……是根深蒂固的。”所谓故事，是指“被叙述出来的事件，是伴随着一定的观念和情感而产生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中，常常借助故事化叙事，将文物“情境还原”，通过小剧场、情景再现等方式，复原故宫人物、事件及文物故事，让观众切身感受历史事件的氛围，营造时空转换的感觉，挖掘我们与文物的关系，开拓历史与未来的意义。对文化类综艺节目而言，故事化叙事涉及两个方面：故事与故事的叙述。故事的叙述需要讲究“叙事策略”：这一方面是为了“建构自己的阐释”，以形成主体的个性、风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叙事结构枯燥乏味”，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和兴趣。纵观文化类综艺节目，其叙事手法各有侧重，主要表现在讲故事的方式上。从叙事学角度看，有两种叙述故事的方式：“讲述”和“展示”。

“讲述”即有非常明显的叙述者，由叙述者把发生过的故事讲出来，还包括叙述者的分析和评论，如博物馆馆长对文物如何被发现发掘、它与其他文物的关系如何、在流传过程中发生过什么、它改变了我们的历史吗等，是对文物历史及文化意义的解读；而“展示”则是由画面直接呈现，信息量繁杂，并在语言上尽量淡化叙述者，典型如纪录片，也包括小剧场演绎、情景再现、故宫及其文物的画面呈现等。“讲述”与“展示”丰富了节目对故宫IP的可视化呈现方式，能够加深观众对故宫的了解。两种方式无优劣之分，根据节目内容需要决定。

一件文物要承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明与风雨变换，要在短时间内表现历史，因此选择的事件必须具有典型性。以《国家宝藏》为例，节目善于渲染典型形象或典型事件，以一斑窥全豹。每件文物首先会通过外拍视频“展示”，带出明星守护人与国宝的初遇。接着是“前世传奇”的历史故事演绎的“展示”，同时通过解说“讲述”串起国宝的故事信息。舞台布景LED冰屏柱及LED巨大环幕也参与了节目叙事，通过历史背景营造以及文物细节的展示和文字画面的注解，延展了舞台空间与现实时空，弥补小剧场对历史的碎片化讲述与展示。然后在“今生故事”环节，节目通过嘉宾“讲述”分享其经历；同时通过“展示”，插入文物或历史影像资料，丰富其信息量，使观众更容易对嘉宾故事发生共鸣。

例如《国家宝藏》在呈现故宫国宝石鼓的故事时，先是在“前世传奇”通过“展现”司马光缅怀父亲司马池与真假石鼓的故事，讲述“华夏民族的信仰就是自己的文字和历史，如果连这点信仰都糊涂，那我们何以为人？”；然后在“今生故事”由梁金生讲述了一家三代“择一事、终一生”的忠诚守护，在“讲述”同时节目插入历史资料、国宝三维画面等“展现”片段，并通过解说员张国立对采访节奏的把控以及言语引导，使观众对讲述者的故事发生强烈共情。文物故事的“讲述”与“展示”，实质上构成了文化共享的过程。节目最后由新时期年轻的国宝守护团队宣誓，升华了文物的历史文化意义——文物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价值符号。节目以点带面，让观众不仅了解了石鼓背后“书同文”的历史轨迹，更感悟到中华文脉绵延千年、传承至今的根本原因。肖恩·奥沙利文认为，系列电视节目具有段落性，段落性是一种表达能力，即通过选择、部署和进行段落结合来制造意义的能力。

《上新了·故宫》则综合运用了真人秀、纪录片、戏剧等艺术形态，将博物馆里静态陈列变成了动态寻找。铺设悬念、发展悬念、揭开悬念构成了节目的叙事主线。当历史文物被发现时，明星嘉宾与专家的交流构成了第一重叙事；文物画面、历史资料、影视片段、小剧场演绎与解说词的紧密配合，构成了第二重叙事。通过这样两个层次的叙述者和叙事结构，共同指向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阐释其历史与文化价值。明星嘉宾关于历史的猜测、推断，得出各种可能性的结果，看法越不一致，悬念就越神秘，讲故事的空间也越大。“讲述”与“展示”交相辉映，全方位、立体地还原了历史，令观众有很强的带入感。

如在节目第一季探索“紫禁城里的零零后”这期，对溥仪与胡适会面的“讲述”与“展示”进行了艺术处理。如图1所示，胡适与溥仪初见面，两人分立于画面两端，强调了两人的对话感，由各自的日记“讲述”回忆这次对话内容，顶光效果凸显了对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观照；而当两人回忆这次会面引发的轩然大波时，不再采用分屏效果，展示的是《胡适日记》这个画面，两人共处一个画面，表示通过对话，胡适对溥仪的肯定。这种沟通距离的打破，也意味着当时旧封建王朝制度的破碎。同时，节目辅以历史文献资料，对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进行了更加深刻的诠释，将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通过“讲述”与“展示”更好地表现出来。节目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从精神深处再现历史原貌，提升了感染力，观众更容易走进受到新思想浸染的零零后们的内心世界，了解故宫背后的历史。此外，通过巧妙设置当期节目任务的标题，利用“巧合”与“误会”的叙事手法，缩短了1900后与2000后的历史距离，吸引受众的兴趣，引起他们的观赏期待。

图1  溥仪与胡适“对话”

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贴合受众思维方式和获取信息的习惯，创新叙事手法，使节目具有较强的观赏性，让观众更容易接受；同时，节目因为视觉化呈现还原历史情境，分享共同经验，更有利于唤醒大众的集体记忆，构建集体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三、故宫文化的具象化

对比《上新了故宫》与《国家宝藏（第二季）》，可以看出同样以故宫为题材的两档节目在观众中的集中度分布也呈现出了相同的态势，均以中老年、中高学历层次观众为主（图2）。

图2  《上新了故宫》《国家宝藏（第二季）》观众集中度对比（71城市）

数据来源：CSM媒介研究。

但“得年轻人者得天下”，抓住年轻人的口味、捕捉到年轻人的喜好和潮流风向，对于今后综艺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创作也是一种需要满足受众需求的活动。在保证导向正确的前提下，可以生产出有针对性的内容产品，最大限度地为目标受众服务。《上新了故宫》通过“文化探秘”和“文创运营”结合，着力为故宫添加年轻色彩，吸引年轻受众关注并参与再传播。节目除采用邓伦担任节目的宣传大使，还与知名设计师和高校设计专业学生合作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故宫的文创产品在网络上一直备受欢迎。自“故宫淘宝”网店2008年首次和公众见面，就深受年轻群体喜爱；到2016年，“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开业，一年的销售额能够超10亿，说明了公众对故宫的热爱。正是因为《上新了·故宫》对内容产品的准确判断，让故宫文化以具象化的文化周边落地，因而打通了受众与故宫文化双向互动的新连结，有效地传播了故宫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

四、结语

从目前来看，文化类综艺节目对故宫 IP的社会传播功不可没。通过画面镜头设计、舞台效果打造，以及历史人物、事件的演绎与再现，故宫文物的生命被重新激活。节目对故宫IP可视化呈现的创新，满足了受众的需求，同时也润物细无声地渗入公众的民族意识建构与文化认同中。电视人只有创造出贴合并引导观众需求的内容，才能真正意义上将故宫文化推陈出新，传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