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研究

突发事件是指对全国或部分地区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重大威胁和损害，造成巨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急需快速作出决策的紧急公共事件。

 我国是突发事件频发的国家，纵观近年来的突发事件，很多都伴随着网络谣言的产生，突发事件成了滋生网络谣言的温床。如2018年6月的“滴滴司机杀人分尸”谣言，即出现在6月17日“滴滴司机杀死乘客”的突发事件之后；类似的还有2017年的“红黄蓝”事件，短短一周内，谣言四起。突发事件以其发生的突然性、不可预测性、高度不确定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性为特点。突发事件在发生后，很快就会成为公众的焦点，且这些事件未来的走向也难以确定，政府和媒体平台很难在第一时间内做好应对措施，及时发布信息。突发事件往往是牵动公众情感的，若政府和主流媒体没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会更容易激发公众的负面情绪，再经网络推手的刻意制造，网络谣言很快就会成为公众心中所认为的“真相”。迷茫而又迫切想要了解事情真相的大众，在没有得到准确的官方信息之前，会一直传播这种所谓的“真相”。公众对谣言的态度会由怀疑转变为接受、相信，而对政府和主流媒体的态度则会由相信转变为怀疑，从而导致政府和主流媒体公信力缺失，辟谣更难。

一、网络谣言的特征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一日千里，相对于以往的口头传播，网络传播具有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特点。网络谣言，作为“谣言”在网络时代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更多新的特征。

网络谣言是网络用户发布的且在网络公共传播领域造成一定程度负面社会影响的未经证实的信息。网络谣言具有谣言的本质特征，都被认为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有负面影响的消息。网络谣言主要是散播在互联网媒介平台上的，由于互联网平台的特性，网络谣言具有容易混淆视听、传播速度极快、容易形成舆论等特点。

网络时代下，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以及网络言论主体的多样化，传播谣言更加不具有心理压力和负担，造谣的成本更加低廉，大量的谣言产生。互联网时代，媒介提供的内容是无限的，超文本以及链接的方式，将人们接触到的信息由线状变为网状，海量的信息混杂着大量的谣言，人们很难去分辨信息的真伪以及信息来源是否可靠。过多的干扰因素以及受众个人的情感倾向，往往会使得人们去选择相信谣言，或者被谣言蒙蔽。

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的电子传播使得谣言的传播达到了实时的程度，谣言发酵期越来越短，往往真相还未到来，谣言已经占据上风。相对于过去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模式，互联网时代的谣言，已经不仅仅只是依靠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在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群体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的作用不容小觑。和网络时代一起崛起的，有一批被称之为“大V”的人，他们依托社交媒体，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很快就聚集了一群观点意见类似的人，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大V”就是这个群体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一旦发声，很快就能将信息“裂变”似的传播到一个群体，并在这个群体内引起讨论和共鸣，而群体内的人可能又分属于不同的群体，部分人甚至是其他群体的“意见领袖”，这样，一个信息，不仅仅能起到飞速传播的效果，往往还能引发一个超级庞大群体的讨论，从而形成舆论。当“意见领袖”所传达的信息是谣言时，与口口相传这种缓慢的发酵形式不同，谣言往往能迅速席卷开来，引起恐慌、愤怒、骚动甚至一些非常态的群体行为。

当今很多谣言沸腾的地方，往往不难发现“意见领袖”的身影，“意见领袖”成为了很多谣言传播开来极其关键的一环，群体传播也成为了谣言传播的重要模式。互联网的平台属性，容易聚集很多观点类似的人群，平台也给这些观点类似的人群，提供了讨论的空间和场所，相比于从前沟通方式的迟缓和滞后，平台使意见的交流更加便捷。而一群意见相似或相同的人在讨论时，往往会加剧这一群体的固有想法和倾向。带有某种刻意制造的倾向的谣言，更容易在有类似或相同倾向的群体里传播，而当谣言在这样一个具有类似认知的群体里传播时，往往会加剧这个群体的倾向，使得群体成员更加极端。依靠群体传播的网络谣言，往往是大面积传播，并且很难被辟谣的。

网络时代下的谣言，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受众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更多。而结合近几年的案例，网络谣言往往呈现出传谣快，辟谣难，辟谣慢的特点，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往往爆发更快，更容易造成集合行为。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研究如何治理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

二、网络谣言的治理

根据奥尔波特公式（谣言的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发展而来的谣言传播公式是R=I×A×U（谣言的流通量=与问题的关联度×社会成员的不安感×环境的不确定性）。根据谣言传播公式，影响谣言流通量的三个主要因素分别是“与问题的关联度”、“社会成员的不安感”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与谣言所涉及的信息关联度越高，人们与谣言所涉及的事件关系越密切，越容易卷入谣言传播之中。通常情况下，谣言是从关系最密切的群体中滋生和蔓延开来的，如2017年的“红黄蓝”事件，谣言就是从与事件关系最密切的群体——“父母”群体中扩散开来的。“社会成员的不安感”，往往来自于人们对事件未来走向的不安和恐慌。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发声的迟缓，政府的封锁消息等，都会加剧这种不安感。“不确定性”是指信息环境的不确定性，人们没办法确定哪种消息可信或者没办法确定还有没有可信消息时，这种环境的不确定感，更容易让谣言有机可乘。

谣言传播公式给了我们很多如何治理谣言的灵感，在网络传播时代，这些方式仍然适用。网络虽然赋予了谣言更多猖獗的条件，但同样也提供给了我们更多有效治理网络谣言的方法和途径。互联网时代，我们更应该抢占先机，积极主动的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辟谣，不让网络谣言有机可乘。网络谣言的治理需要综合各个方面的力量，政府、主流媒体、平台方、受众以及“意见领袖”等，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治理网络谣言的环节中来，为健康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政府应做好信息公开

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政府应该做好信息公开的一个典型例子。“非典”疫情爆发时正值两会期间，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有关于“非典”疫情的信息都没有及时得到公开，但疫情仍在身边蔓延。没有准确的信息，人们对疫情未来的走向感到不安，政府对信息的封锁，加剧了这种不安感。在信息封闭的情况下，谣言更容易蔓延和扩散开来。因此，“非典”期间谣言漫天飞，板蓝根、食醋等都被抢购一空。在发现这种谣言肆虐的情况后，政府及时调整了应对措施，每天都向群众如实公开疫情，反而稳定了舆情，遏止了谣言的传播。“非典”事件说明了政府及时公开信息的重要性，全媒体时代，掩盖真相越来越困难，在网络舆论的发酵下，刻意掩盖真相的目的往往会被曲解和刻意解读，政府应该信赖公众，侧重于“疏”而不是“堵”，及时公开信息。

同时，由于重大突发事件的不可预测性，而重大突发事件又极易孕育谣言，政府应该有一套完善的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预警机制，具体到突发事件下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应该有详细的应对计划。但万变不离其宗，政府的应对措施，核心仍然应该是“疏”而不是“堵”，目的应该是遏止网络谣言，安抚公众情绪。而应对那些传谣散谣的平台以及机构，政府应该出台严厉的法规措施，使传谣散谣行为不再是那么无成本无代价。

（二）主流媒体应保持公信力

环境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信息紊乱，也是谣言流通的重要因素之一。主流媒体作为信息发布的核心平台，应该主动挑起大梁，做好信息的公开。公开信息是减少谣言的第一条件，而这又要求主流媒体有极强的公信力。公信力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主流媒体应该在长期的信息公开活动中，和受众建立起良好的彼此信赖关系，在每一次的重大突发事件面前，都保证及时做到信息公开，让公众信赖主流媒体，不让谣言乘虚而入，占据上风。

（三）平台要做好把关

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平台兴起，平台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环节。信息渠道良莠不齐，平台众多，信息缺乏把关，虚假信息泛滥，网络谣言也掺杂其中。平台众多，而平台监管难以跟上是这些平台容易产生网络谣言的主要原因。在平台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平台方更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做好信息的监管工作，主动为受众过滤掉虚假信息。平台方应及时惩处，对谣言进行监控，对一些传谣造谣的自媒体账号进行禁言或者封号处理。一些缺乏信息把关能力的平台，可以主动选择和主流媒体进行合作，请专业把关人对信息进行把关，不让谣言传播开来。

（四）受众要发挥自净功能

网络谣言的治理，需要把握住谣言传播的关键节点——“意见领袖”。早在拉扎斯菲尔德的伊利县研究期间，人们就已经发现“意见领袖”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互联网时代，“意见领袖”发出的声音比人际传播时代更加令人重视，“意见领袖”传谣和辟谣的作用都不可忽视。治理网络谣言，必须结合“意见领袖”，让“意见领袖”能准确无误地接受到正确的信息，传播正确信息，起到辟谣中心点的作用，发挥互联网的自净功能。

作为网络谣言散播环节的受害者和重要传播者，受众的作用不可忽视。受众是谣言传播的受害者，也常常被利用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在信息繁杂的今天，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当提上日程。随着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大部分谣言会不攻自破。网络具有平等性，任何人都能接触到网络并发出自己的声音，“草根”群体也随之产生。由于大部分的网民媒介素养不高，造谣变得十分容易。治理网络谣言，必须进行普及式的，平民化的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接受过媒介素养教育的受众，也应该主动进行辟谣，未接受过媒介素养的受众，更应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保持清醒理智，不成为谣言传播的一环。平台媒体等更应该主动推行科普式的媒介素养教育，让普通受众有充分接触到媒介素养教育的机会，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主动辟谣，不让谣言传播开来。

网络谣言的治理并非毫无头绪，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和主流媒体平台应该及时做好信息公开，以免陷入辟谣但却因公信力缺失而无法制止谣言传播的“塔西佗陷阱”。受众和受众中的舆论领袖，应该主动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在突发事件面前，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政府，主流媒体和受众之间，应该努力维持彼此信任的关系，共同治理和抵制网络谣言，不让谣言有机可乘。